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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邓伊凡的实话实说,引起了调查组的不满,认为他不老实,对抗调查。调查组开始对邓伊凡实行“武斗”,打得他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挺了几天,邓伊凡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承认是自己割了一捆有毒的野草,目的是毒死牲口,破坏春耕生产。县里来了警察,当时就把他逮捕了,后来押到了燕都,被判处八年徒刑,这样就到了劳改农场。

  铁江问邓伊凡,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承认?邓伊凡说,我实在挺不了了,他们把我的肋骨打折了好几根,我承认了还能活命,不承认就得被打死!铁江说,打死也不能承认,这关系到名节!邓伊凡说,你没尝过严刑拷打的滋味,尝过了你就知道,那已经突破了人的承受极限。我除了认罪,没别的出路。

  邓伊凡脱下衣服,给铁江展示自己遍布全身的疤痕,还有那已经深深塌下去的两侧肋骨。铁江这下相信了,说这实在不可思议,怎么能这样屈打成招呢!邓伊凡说,乡下都这样,没把我打死就算不错!铁江说,给你判八年徒刑,也太长了。邓伊凡说,县里警察抓我的时候还说我得判死刑呢,为毛驴偿命。宣判的时候我听说八年,已经喜出望外了!

  铁江感慨,还要为毛驴偿命,真新鲜!邓伊凡说,我被判刑也许是罪有应得,惨的是我的父母和兄弟,他们都吃了挂累,我父亲的门牙全被打掉,我大哥的一只眼睛被打瞎,现在一点视力都没了。我母亲也挨了打,头发被剪掉,还让她跪在石子上……

  铁江问,你们家下放的地方没有亲戚吗?邓伊凡回答,有亲戚,那是我母亲的娘家,但亲戚不敢说话,平时见了面都躲着走,怕受牵连。我们出身不好,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很少跟他们来往。

  铁江问,你们哥几个有成家的吗?邓伊凡笑了,我们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想那事?我们首先是活命,然后是填饱肚子。铁江问,你们那里吃不饱饭吗?邓伊凡回答,每年有四个月是粮荒,一天吃一顿饭,喝粥。我到了监狱,倒是不挨饿了,也算是因祸得福!

  邓伊凡的遭遇让铁江庆幸自己生在一个投诚者的家庭,倘若父亲所在的警察署没有跟着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一起起义,那么自己的家庭恐怕跟邓伊凡的家庭不会有什么两样,也会被遣返农村,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可能比邓家还要糟糕,因为铁江的爷爷是镇上的财主,当过保长;母亲的娘家稍好一点,但也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田都给分了。

  这样的比较使铁江心里平衡了许多。爱的消逝所带来的心理伤害有所弥合。和邓家的惨状比起来,铁江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不幸的人。自己的女友虽然言不守信,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一段快乐的时光,甚至有一些肌肤之亲。比起邓家来,铁江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很幸运和幸福。铁江觉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帮帮这些深陷不幸的人。

  只要不下雨,铁江都要带劳改犯人去田里劳动,有时是锄地,有时是拔草,有时是浇水。犯人劳动时要设三重警戒线:第一重警戒线是犯人自己设立的,即由表现比较好的几个犯人站在劳动场地的四个角监视同类的劳动;第二重警戒线是铁江他们这些管教民警手持警械设立的;还有第三重警戒线,是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组成的。

  铁江指定邓伊凡作为看管犯人的第一重警戒线的“监工”,这是犯人们都想干的美差,犯人管这些监工叫“二警察”。铁江向邓伊凡布置任务时,邓伊凡说了一句,多谢了!铁江说,你身体有残疾,应该得到照顾。邓伊凡说,要是我们村的人像你似的就好了!

  铁江问,村里人对你们很歧视吗?邓伊凡点头:不拿我们当人看,干同样的活,我们拿最低的工分。脏活累活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去干,别人干不好是缺乏经验,我们干不好就是别有用心。我们连牲口都不如,到了监狱我倒觉得公平了很多。

  铁江笑了,说有机会我一定去你们那个村转转,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邓伊凡说,欢迎您去看,不过您千万甭穿警服去,那样会吓着我爸我妈的;还有一点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屋里很小很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您肯定不习惯,会笑话我们的!铁江说不会的,你家里最需要什么,我给你们家带点东西。

  邓伊凡说,不用带东西,那多不好意思!铁江说,没关系,你告诉我实情,你家里最需要什么?邓伊凡说,我家里最缺的是粮食!

  铁江有了一个休假的机会。因为雨季的来临,劳改农场唯一的河流——金钟河水位猛涨,许多道路和田野都被淹了,犯人们不能下地劳动,管教的工作相对轻闲了一些。铁江向领导请假说回燕都看望父母。领导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还派了一辆吉普车送他到车站。只是劳改农场里的许多地方都积满了水,有的道路被淹,看不清路面,吉普车时不时就陷进坑里。

  司机问还走吗?铁江说当然走,他多次下来推车,弄了一身的泥。大概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才到了火车站。

  坐了大半天牛车一样慢的火车,终于到了燕都城南站。几个月没见燕都城变化还挺大,汽车多了起来,还盖起了很多楼房,铁江都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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