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7)

九十七

　　从广州到柏林——一个更自信的中国

　　在策展中，有朋友提出：“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曾有一个大型的摄影展览——《人类一家》。我们现在还搞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影展，不突出个人体验、不突出个人风格的影展，还有意义吗？”我说：“当然有意义。摄影不仅仅是玩儿形式。我们和《人类一家》讲的内容不同，表现方法也不同。我们讲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中国的社会历史。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和50年前的《人类一家》不可同日而语。”

　　2004年初，《中国人本》在上海美术馆展出，6月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在上海展出期间，正好有个德国的博物馆、美术馆的馆长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上海看到《中国人本》影展以后非常兴奋，立刻追到广东美术馆来谈判，要把它引进到德国展出。经过周密的筹备，终于在2006年5月在德国世界杯开幕之前一个月，影展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家美术馆正式开幕，展期三个月。它将在德国五个城市巡展两年。王璜生馆长和胡武功参加了在法兰克福美术馆的开幕式。据他们介绍，开幕式非常隆重，法兰克福美术馆馆长在发言中热情洋溢地说：“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都是西方摄影记者拍摄的中国，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相片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拍摄的中国……在西方，我们曾以为世界经济正从以实体经济为主走向以虚拟经济为主，艺术也应该走向虚拟的世界。于是我们以为：纪实摄影已经走向没落，它过时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还是离不开物质的生产，实体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纪实摄影也并没有过时。今天，中国的摄影家们为我们展现了纪实摄影在今天的魅力。《中国人本》纪实摄影展是成功的……”他还号召德国人向中国人学习，也重新拿起相机去拍摄自己的生活。

　　2007年5月，我参加了在柏林摄影博物馆举行的《中国人本》影展的开幕式，据摄影博物馆馆长统计，来了900多名观众。柏林博物馆总馆长、法兰克福美术馆馆长、柏林图书馆馆长和柏林摄影博物馆馆长轮流上台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柏林博物馆的总馆长问我：“你看过50年代在美国的《人类一家》影展吗？”我说：“我看过，它是500张，我们是601张。”他赞许地向我伸出大拇指。他还送给我一本很厚的柏林博物馆的画册，在扉页上他在题词的后面还画了一个大鼻子的自画像。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董先生也参加了开幕式。他告诉我：2004年，为了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他们邀请了这批德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长到中国考察，当时他们并不是很积极，对中国的文化也谈不上热情。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在上海美术馆看到《中国人本》影展就兴奋不已，立刻决定到广州与广东美术馆谈判。最后敲定，他们德国的五个城市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把《中国人本》借去巡展两年，于是《中国人本》影展也成为中国文化部的中德文化交流的政府项目。他认为，《中国人本》影展相对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而且这些作品也不回避矛盾。他们从中看出：在中国，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已经能够面对复杂的现实，不回避矛盾。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有信心的表现。

　　除此之外，《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画册，不仅在国内销售得很好，在港澳台以及法国、德国都销售得很好。《中国人本》影展在德国的巡展结束以后，2008年7月又将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展出两个多月，王璜生馆长告诉我：2009年还将去美国展出。

　　哥哥不是吹牛皮，作为策展人，我们策展的影展能有这么多国家级的、国际级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借展是很值得自豪的。作为摄影家，我们的作品被国家级的广东美术馆收藏，并在这么多国家级的、国际级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巡展更是值得自豪的。再过100年，它们还可能成为“国宝”呢！

　　开幕式上当“脱星”

　　虽然我在这次影展的研讨会上没有作一个主旨理论性的发言，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我其实用行为艺术的方式，用行动作了发言。这里我讲一讲发生于2003年12月12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大堂我们的影展开幕式上，关于“脱”的故事。

　　在和王馆长讨论开幕式方式时，我们想，既然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影展，我们就在开幕式的形式上也做一些变更。我们没有请领导和名人来剪彩或讲话，而是由郭晓彦策划请南京的当代艺术家宋冬作一次行为艺术的展示。

　　宋冬用他惯用的手法雇请了大批民工，在美术馆的大厅搭起了竹制的阶梯架，并给每个工人发了一个小相机。开幕式的时候，宋冬架好了相机，他自己首先脱下上衣，然后让民工全部把上衣脱掉……但是当时是12月，天比较冷，工人迟迟没有脱衣服。于是他拿起喇叭说：“已经跟大家说好了，每人30元工钱是要脱去上衣的……”其实以我的理解，宋冬的这个作品也是对我们摄影师提出了一个有关摄影权利的问题。于是我带头爬上阶梯架，把上衣脱掉，拿起相机和工人们互相拍照。我还向记者和来宾们做出展示肌肉的健美动作，引来一片闪光灯和笑声。开幕式立刻热闹起来，扭转了刚开始时的尴尬局面。

　　然后我又向台下的各位摄影师朋友示意，叫大家也都上来脱衣服，可惜他们都害羞，没有人跟着我上来。我所引起的骚动使我成为主角儿，第二天《羊城晚报》的头版，登出了我的“健美照”。

　　当天晚上开幕式结束以后没有酒会，摄影师们和来宾们与民工们一起在大堂吃盒饭。

　　我认为这个开幕式很有意义，实际上我是和宋冬用行为艺术讨论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权利关系问题。是平等的关系还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在此后三天的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都在发言中批评了宋冬的作品。研讨会结束后，我们三个策展人带头和全体与会的参展摄影师共三十多人一起脱去上衣，重新爬上竹阶梯拍了个大合影。

　　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老问题，这问题是美国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她的名著《论摄影》中曾经探讨过的问题。我认为，在我们250名作者的601张图片里，大部分是以平民的视角，用相机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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