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4)

九十四

　　中国民间纪实摄影的田野调查

　　我们的策展思路是这样的：中国媒体在21世纪来临之际才刚开始走上市场化，有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但建国50年来，曾经有大量的作品在过去是被埋没、发表不了的，我们希望从各地摄影师的手中淘出那些他们自发地表现老百姓生活场景的照片。特别是这20年，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摄影师对纪实摄影有了很深的造诣。他们的作品除了记录之外，还有很强的审美和个人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有些作品即使在圈内是被认可的名作，但是在传播方面还做得不够，它们正在被时间淹没。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去把它们发掘出来，并梳理出一些脉络，从中提炼出它们内在的观念和主题。

　　我们对这次策展很有信心，第一是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有许多志同道合、相互信任的摄影朋友，以及这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第二是我们fotoe的两位老总在长期编辑图书的过程中对中国当代的历史非常熟悉；第三是我们fotoe在成立后的两年里已经为许多签约摄影师整理了大量图片，并且在这过程中训练了一批收发、管理图片的人员；而最重要的是，王璜生馆长是当今中国最棒的美术馆馆长之一，他懂艺术，又豪爽，有他亲自参与策展并最后把关保证了我们选片的公平性和影展的整体性。

　　我们首先翻阅了《十年一瞬间》、《艰巨的历程——中国摄影四十年》，以及朋友们送给我的个人摄影集；又从fotoe图片库里挑出备选的纪实摄影的作品；还找来各种摄影杂志和画报。经过反复讨论斟酌，我们的策展思路越来越清晰：我们选片的范围排除政治事件和新闻的照片，排除名人、领袖的肖像以及民俗风情等类的摄影作品，还回避了已大量发表过的有名摄影作品。我们只选择那些用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拍摄的普通人的生活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看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社会生活的酸甜苦辣，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以及时代信息。

　　思路清晰了，我们就向全国各大摄影媒体发出征稿消息，并在网上广泛发出征稿函，我也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了许多约稿电话，但是，初期的反应并不热烈。原因是这次影展要向作者调原始底片按收藏级的标准统一制作，所以有不少朋友担心自己的底片在这过程当中被划伤甚至遗失。那时除了fotoe的数十位签约摄影师的作品底片以外，最早把我们选定的作品底片寄来的外地作者是云南的吴家林、徐晋燕和上海的陆元敏。有这些著名摄影师的支持，我们的信心还是挺足的。

　　正当我准备出差去北京组稿、买相纸、联系放相的时候，全国爆发了非典疫情，广东更是重灾区，大家都不敢出差。一直到6月底，我突然收到消息：我的同学刘安阳和他岳母一家六口得了非典，死了四个人，刘安阳和他太太秦勤双双去世了。安阳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也是我西双版纳的知青挚友。40年来，我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立即买了机票飞到北京，参加同学们为刘安阳夫妇举行的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我就在北京与摄影圈的朋友们联系。这时候我才发现，北京和北方的组稿工作都还没有启动。于是，我在向少秋告急的同时就开始在北京走门串户。

　　我先去找了《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朋友们，一家家地去讲我们的策展意图。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瞬间世界》栏目组工作的老朋友鲍昆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不仅介绍了许多作者，还带着我去找北京崇文区广角摄影学会。在学会召集人赵秋青的帮助下，我在一个晚上见到了二三十个朋友，而且每人都带了一些片子，我们一边选片子，一边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做纪实摄影的，谈起来就非常投机。他们的前会长解海龙就是曾拍摄反映落后的农村教育状况的影展——《希望工程》，而取得了很大成功的摄影师。他们这个团体的气氛很好。

　　我还去了刚刚开始有名气的“798大山子艺术区”。艺术区里有一个刚开张不久的“百年印象”摄影画廊，老板是陈光俊和摄影家徐勇，他们都愿意支持广东美术馆这次摄影收藏展的制作工作。在我的印象中，陈光俊是最早在中国内地推广收藏级摄影作品的制作工艺的。那时候中国的摄影收藏还刚刚起步，收藏家都是海外人士，摄影收藏的制作工艺还很不成熟。经过我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察，只有陈光俊的“百年印象”画廊有成批制作收藏级照片的技术和设备。少秋来到北京以后，他代表fotoe与“百年印象”摄影画廊签订了合同，他们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支持我们。

　　在“798大山子艺术区”我也认识了郭盖等一些做当代艺术的朋友。他们的作品也有很多是用纪实摄影的手法去表现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开始关注社会的真实，不论他是哪一类的摄影家。

　　从7月开始，我们便下决心飞到各地去见纪实摄影家，以及他们的朋友的朋友，从他们大量的作品中去筛选展出作品，也在与他们的大量沟通中去提炼和完善我们的表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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