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8)

七十八

　　我刚到香港不久，香港的同行朋友就来采访了我，把对我的采访和我的摄影作品，在香港《星岛日报》上登了多半个版。有意思的是，和我那一版对开的一版是著名影星钟楚红的专版。

　　1989年，台湾摄影家张照堂路过香港时约我见面。张照堂是台湾前卫摄影的大哥大级的人物。他不仅自己的作品拍得很棒，还主持整理了台湾的摄影史。他送给我一本他的摄影画册。我给他看了我的幻灯以后，他说：“安哥，我们台湾和日本及其他亚洲四小龙都经过了从封闭到开放，从经济落后到经济起飞，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了。”后来，他在台湾的《汉声》杂志上开了个专栏，每期介绍一位大陆的摄影师和他的作品。后来，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的张照堂电影展期间，我们还见过一次。

　　1993年的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王苗告诉我：马克·里布从北京乘飞机回法国，将在香港转飞机，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他约我们在香港机场的咖啡厅聊天。于是我跟着她和香港记者李碧惠一起去了机场。接到了“老马”，我们刚在咖啡厅坐下来，他就从相机袋里抽出一叠足有一百来张照片摊在桌子上，请我们提意见。这些都是他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地拍的照片。我当时既佩服他新闻嗅觉灵敏，拍摄水平高超，又很感动他不耻下问的专业精神，同时我也很后悔，后悔我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带来向他请教。

　　1993年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出版人阮义忠也来到香港，采访了我和美联社摄影记者余维健。他把我们作品的底片带回台湾亲手放大制作成照片，并在《摄影家》杂志上发表。他在寄回底片时还把他放大的照片寄来了。后来，这些照片成了我放大自己作品的范本。

　　1988年底到1994年，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里，和香港新一代的摄影师接触最多，主要是高志强、梁家泰、冯汉纪、王禾璧等人，他们大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精到的手艺，以及开阔的艺术眼界，在大陆还很难见到。我和王苗常常和他们聚在一起，不仅因为年龄相当，也因为我们都是观念相通的专业摄影师。我们各自把工作之余的个人作品放幻灯进行交流，也一起参加香港的艺术活动。

　　香港摄影师梁家泰曾在法国留学。他的报道摄影作品曾多次被欧洲著名的地理杂志刊载。1990年，他曾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过《中国的青年》的专题报道。那一年他前后在中国拍摄采访了三次，每次一个月。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听他讲采访的经历，并帮他介绍内地的朋友、出点子。最有意思的是，他告诉我，他每次出差一个月以后，都要把250多个胶卷寄去美国冲洗。冲出来以后，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辑就打长途电话过来，对着灯箱告诉他每一卷的哪张好，哪张不好，曝光如何……250个胶卷讲完以后，又要跟他推敲还有哪些不够，如何扩充思路，并出一些点子，最后再讨论下一步的采访计划。这“电话粥”一煲就是好几个小时。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拍了750多个胶卷，于是被请去美国编稿子，一个月里他给有关的编辑和文字记者放了3次幻灯。最后，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登了20多个版面的报道。他的这些经验对我很有启发。

　　冯汉纪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他早期和陈复礼他们一起参加沙龙摄影活动是同辈中年龄最小的活跃分子，也是上世纪80年代香港前卫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摄影教师，40多岁时又负笈去美国读书。当年李媚主持深圳《现代摄影》杂志时，她和杨小彦到香港出差都曾经住在冯汉纪家，翻看画册，请教当代艺术和摄影史的问题。冯汉纪也是香港最早的数码影像教师。

　　高志强是在加拿大留学回港的摄影师，他待人热情周到，曾任香港摄影师公会主席。

　　王禾璧曾在香港艺术中心任职，1994年2月，她参与策划《中、港、台当代摄影展》和三地摄影理论的研讨会，并主持编辑了《摄影透视——香港、中国、台湾》论文集。在那次研讨会上，我们大陆的摄影师和评论家们介绍了各地民间破除政治禁忌的各种探索。我和王苗还有刚从陕西调来的同事、朋友石宝秀合写的文章题目是《回顾一段往事，相识一代新人》。香港摄影师和评论家们介绍了香港摄影的发展历程，邱良现场向我们展示了他收集的大量早期的香港摄影期刊，获得满场掌声。他们对摄影史的重视对我触动很大。后来在参与策划《中国人本》等展览的过程中，他们的思路和工作方式都是我重要的参照。

　　最有意思的是，当为时两天的讲座和研讨会快结束的时候，台湾资深装置艺术家及远流出版社艺术馆主编吴玛俐女士在发言中很不客气地说：“大陆的摄影，比台湾的摄影落后20年……”把杨小彦等大陆摄影理论家气得嗷嗷叫，但是会议已经结束了。这个问题就没有展开。不过，如果静下心来看一看那论文集，了解一下港台的摄影文化状况。我觉得大陆与港台的差距还是挺大的。那时候，我们大陆还刚刚开始“破冰”，而人家早已和世界接轨了。台湾的张照堂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当局的支持下很专业地梳理了台湾的摄影史。而大陆在这方面的工作，从整体上来讲，至今都没能达到他当年的水平。在纪实摄影方面，台湾当年以《人间》杂志为代表的关心弱势群体，关注社会问题的摄影报道水平，大陆在10年后的90年代后期，才慢慢赶上。而在观念摄影方面，当时大陆连基本概念和它的发展历史都还没有搞清楚呢。

　　20年之后，当中国的当代摄影已经在国际上日益活跃的时候，我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见到了台湾摄影教育家吴嘉宝先生。我与他重提起大陆和台湾的摄影的差距问题时，他说：“大陆的资源太丰富了，人才也太多了……”

　　我的好朋友侯德健自从1990年回到台湾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1993年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来到了香港参加台湾电影周。在隆重的开幕仪式上，侯德健与七八位台湾电影界的“大佬”并排站在主席台上，站在台下的罗大佑还主动上前与侯德健拥抱。

　　侯德健在电影周结束以后，来到我的宿舍住了一天，我们聊了许多别后的情况。他告诉我，台湾的文宣部门有感于大陆的电影频频在国际上得到大奖，于是决定悬赏100万元，奖励在国际上拿大奖的台湾电影人。侯德健就把自家的房子抵押了100万元来拍电影。他嫌当导演太辛苦，于是找了一位好朋友当导演，自己当制片人。他们一起攒故事拍了一个电影叫《月光下的少年》，拍的是一个植物人的故事。这电影虽然很难看得懂，但是还真的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外语片奖”。

　　侯德健还告诉我，他当时正在研究《易经》学会了算命。于是，他要了我的八字，给我算命，他说：“你53岁之后，要行20年大运……”7年以后的2000年我53岁，我还真的运气特好。本来，天机不可泄露，但这10多年来我与朋友们吹牛的时候，经常提起这事，也是给自己提提虚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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