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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那时候我已经办好了奉调到香港旅游画报当编辑记者的手续,所以我有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到北京去帮助筹备展览。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其他三个人的作品还都没有放大。于是我就到和平里林业部宣传科的暗房帮助师傅给他们放像。那三位作者是山东的钱捍、湖北的金涌和天津的仇伟军。在影展开幕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所有的作品都集中到我爸家。当代摄影协会的杨绍民、贺延光、王文澜、南康明、陈小波和金涌等都来了。大家把所有的作品又重新筛选了一遍。

  那天晚上,金涌就住在我家,我们聊了很多。他的展品中有一组照片叫《法盲之死》。拍的是一位妇女因怀疑另外一个妇女和自己的丈夫有私情,就把对方杀死了。在一个山间公路边,由法警对她执行枪决,周围有很多乡亲在围观。这组照片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关注。我对金涌说:“你的镜头正对着跪在法场的主人公,她愤怒的眼光直视镜头。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太残酷了,这应该是法警的拍摄角度,而不是记者的角度,缺少人性的关怀。”他当时也接受了我的意见。还说他很后悔没有拍到一个更重要的场面:在枪声响过,人群散去,女犯的丈夫坐在妻子的尸体旁,面对夕阳西下的远山发呆。当时金涌也和人群一起离开了现场,而女犯的丈夫还要负责收殓他的妻子。

  影展的开幕式很隆重,也很热闹。不仅北京摄影圈的朋友都来了,而且我的中学同学、西双版纳的知青朋友们也都来了。我还把我的父亲和王开平的父母亲都请来了。展场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各地来的游客见到我们的大海报也都来了。

  影展期间,新华社摄影部请我去放了一场幻灯。那时候,新华社摄影部有一批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经很出名了,有陈小波、曾璜、唐师增、刘宇、黄文等。八年以后,我在北京再次与他们见面时,他们都很热情地向我讲起当年看了我的幻灯作品的感受。刘宇说:“当年我们看了你的照片很新鲜——原来新闻照片还可以这样拍呀!”

  影展结束后,当代摄影协会接着举办了“北京国际摄影周”,与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摄影师和北京的数百位摄影师。我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陕西群体”的胡武功等人兴奋地向我讲述了他们刚刚成功举办了《艰巨的历程——中国摄影四十年》影展的情况。胡武功告诉我,当他重新观看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假照片(例如把几个农村姑娘摆布坐在“丰收的麦穗”上拍的宣传照片)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那些照片并不假。相机的镜头是一个双面镜,它既可以看到镜头前面的荒诞场景,也可以看到镜头后面那个时代的人们虚狂的心态。

  侯登科听说我将奉调去香港工作时,劝我不要去,说:“你停下在广东的拍摄太可惜了。”我说:“你和吴家林,一个是关中的农民出身,一个是云南山里人。你们长得就像老农民。虽然可能我比你们干农活的时间都长,但是,论拍农村,我拍不过你们,因为那里是你们‘吃奶’的地方。我的‘吃奶’的地方在城市,而城市的变化太快了,这逼着我要学会‘大隐,隐于市’。在嘈杂的城市生活中,还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去观察、拍摄。但我还是相信,最后还要看我能不能拿出‘吃奶’的劲儿。”

  北京国际摄影周期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大型国际影展、荷兰新闻摄影大赛的影展,还有美国联系图片社的影展。影展中的作品异彩纷呈,参观影展的人多得不得了,展板有好几次被挤倒了。我和侯德健从熙熙攘攘的影展里挤出来,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兴奋地讨论着,侯德健突然冒出一句话:“安哥,你觉不觉得北京的气氛很躁?”我想了想说:“是啊。”没想到,半年之后,北京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件。

  参展的国外摄影大师们的幻灯讲座一个比一个精彩,让我们大开眼界。这次摄影周请来了美国联系图片社的众多世界著名的摄影师,我们国内的与会摄影师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由一个外国摄影师带队,每人发8个胶卷,去拍摄北京,我参加的小组组长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胶卷冲出来以后,我们轮流拿给组长看。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找到翻译要告诉组长我拍的是什么,他挥手制止了我。只见他拿起放大镜,对着灯箱一张张地仔细看我的底片,不时用红笔勾着。看完了全部8个胶卷以后,他把勾出的底片,一张张地讲出他的意见。他讲得头头是道,不仅指出画面里主角的位置、动作和细节的处理哪里还不到位,还告诉我:如果当时能往前点,或往左一点就更能突出主题……选片的过程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读图的能力让我非常佩服。在此后的20年里,我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编辑自己的图片,在做编辑工作时也这样挑选其他作者的作品,在这过程中,也训练了自己的读图能力。

  在最后的一次大会上,这些国际大师分别作了演讲。在与大家对话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金涌站起来请联系图片社的总编辑普雷基对他的《法盲之死》进行讲评。普雷基说:他不了解这组图片故事的全部内容,不想评论。但是金涌仍滔滔不绝地讲:那照片中被执行枪决的农村妇女是由于不懂法律而杀了人。普雷基说:“这种情况在我们美国是不会被枪毙的。”这句话引起我们全场的掌声。这时,金涌还在固执地想请普雷基对他的拍摄给予评价。在这尴尬的时候,美国联系图片社的著名摄影师大卫·伯耐特就站起来说:“我们摄影记者的力量很小、很小、很小……我们只是希望那些权利过剩的人,收敛一点;让普通的老百姓,更坚强一点。”全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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