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9)

六十九

　　最后是自选才艺表演……

　　经过电脑计算分数后宣布终选结果，气氛有点严肃紧张，全场鸦雀无声……当宣布“羊城之星”女子第一名谢若绮的名字时，她潇洒自如地走向观众挥手致意，她身穿自己当晚第三套服装——蝙蝠袖连衣裙，衬得她一米七二的身材显得更潇洒，新潮而又不失文雅。男子的第一名是身材最矮的汪子健，他激动得好像要流出眼泪来。这位前空军地勤兵现在是广州铁路局中心的防疫员。

　　秦牧先生看了选美决赛以后评语是：“健康、文明。”岑桑说：“今晚每一分钟的节目都挑不出毛病。”一位德国记者说：“你们的选美确实很有特点，对内在的美要求比较高，与外国的选美不同。今天的晚会很丰富多彩。”

　　我的工作是往海外发稿，当时广州只有邮局可以发图片传真，而一到晚上邮局下班以后就发不了了。于是我提前将为20名参加决赛的小姐和先生们拍的照片附上文字资料，发了出去。决赛当晚（1985年3月6日晚10时）的结果一出来，外边的报馆编辑就可以“对号入座”了。结果，第二天的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甚至报眼的位置都登的是我的照片。连英文的《南华早报》、《亚洲周刊》，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都以大版篇幅刊登。而大批香港记者的稿子都发不出去，只好用作后续报道了。我的这批稿子还被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还有美加等地的华侨报纸刊登。现在中国开放了，资讯发达了，像我当年那么“威水”的事不会再有了。我所发稿件大概创造了纪录：前后有海外的30多家报刊、杂志、通讯社采用照片300多张次。我觉得，老百姓从参加选美比赛的青年身上，包括他们的谈吐举止以及笑容和服饰，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信息，比首长们的大会发言和红头文件还多，而且还更亲切。

　　最近又与当年在团市委工作的朋友聊起此事。他不无感慨地说：“你就好了，但我们却挨批了。”我记得，当时国内只许《羊城晚报》登了一条消息，照片—律不许见报。我的稿子成了全球独家。

　　1989年，广东电视台以常玉萍为原型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曾风靡全国。这都是后话了。如今，中国小姐已经戴上了“世界小姐”的皇冠，但当年“羊城之星”的评选仍有它划时代的象征意义：是“个性解放”的开始，是“身体革命”的起步……

　　“咱先拍下来再说！”

　　讲到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摄影界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是杨绍明，他比我大四五岁，五短身材，精力旺盛，是“文革”前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在我刚入行的时候，他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摄影记者，我们是同行，也常在采访中相见，那时他父亲杨尚昆正在广东省委主持工作。我听说，由于他父亲杨尚昆在“文革”中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也曾遭受很多挫折。那时候，他为人挺和气的，没过两年他的父亲上调中央，他也去了北京。

　　1985年，他牵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现代摄影沙龙”的群众组织。1986年，“中国现代摄影沙龙”主办了《十年一瞬间——1976—1986》大型影展。在影展组稿的时候，杨绍明曾回到广州，他听说我们四个人卖票租场子放幻灯的事，于是在198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把我们四个人请到白天鹅宾馆的一个餐厅里，给他和他在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老同事们放了一场幻灯，他从中挑了我的几张照片去参加《十年一瞬间》影展。

　　1987年，“现代摄影沙龙”在珠海一家宾馆举办了一次全国摄影理论的研讨会，与会的代表大都是全国各地在80年代冒出的新锐摄影师。第一天晚上，我见到了老朋友王苗、罗小韵和许多早闻其名但未曾谋面的同行朋友，陕西的侯登科、胡武功，云南的吴家林，北京的贺延光、王文澜，四川的陈锦，武汉的吴志坚，宁夏的王征，还有曾在《大众摄影》杂志上夸赞过我的作品《大龄婚礼》的南康明，那时候我才知道南康明是个女的。见到他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幻灯机，在墙上放幻灯。看了我的幻灯，侯登科对我说：“安哥，看了你的照片，刚开始想笑，笑过还想哭。”他的话让我很感动，我从此把他当做我摄影的知己。会议的第二天，就有好多没看过我幻灯的朋友又约我放给他们看，于是，此后的三四天里，每天晚上，我的宿舍都聚集了很多与会代表来看我的幻灯。老前辈蒋齐生和吕厚民看完以后，我请他们提提意见，蒋老说：“你的照片我很喜欢看，但是我也想不出如何来评论。”在白天的会议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长着一副“苦大仇深”样子的陕西的侯登科和胡武功发表的长篇大论，每个人的文稿可能都有上万字。我能记得的就是：他们对于摄影的自主意识和悲剧意识以及摄影真实性的论述。

　　在讨论中，大家对自己的作品由于苛刻的审查制度而无法发表，发了不少牢骚。杨绍明说：“……以后，不管发不发表得了，咱们先拍下来再说！”

　　样子俊秀而时尚的新华社女编辑陈小波在发言中用“阳痿”来形容中国摄影界的现状，引起了大家的热议。长得就像云南山里人的吴家林在大家准备吃午饭的时候，把自己的几十张照片铺在地毯上，请大家看。他用了大量的广角镜，使画面变形，被我们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意见，他都默默地听着。等到开饭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的照片收起来。没想到，几年以后，我再看他的作品，他已经把广角镜用得特棒了。1993年他还出了一本精美的画册《云南山里人》。

　　会议结束的时候，好像是个周末，港澳摄影界组成了访问团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有已经在全国名声显赫的陈复礼和简庆福，也有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主编张毓芬。他们开了一次讲座，我记得当时，冯汉纪和陈绍文因时间安排问题还引起争执。星期天的晚上，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摄影家聚集在一个广场上放幻灯相互观摩，那天晚上我也放了自己的幻灯。

　　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大众摄影》的编辑欧阳杰和王大莉，还有《人民摄影报》的编辑刘阳和司苏实，他们两家刊物在会议结束后都用了挺大的篇幅刊登我的作品。

　　那次会议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新锐摄影师们相互建立了联系，其中的许多人至今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在我的采访工作中给了很多帮助。在会议中，我还认识了一个曾在北京《四月影会》很活跃的摄影师许琢，他长得瘦高，和我同龄，平时少言少语。在一次聚餐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安哥，千万别在摄影圈混。”我点头称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提醒我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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