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2)

五十二

　　1976年的广州

　　1976年，广州的高压政治空气更淡了。常有朋友从北京或云南来广州，他们总能带来一些小道消息。“四五”运动，我们已经听说了，但广州没见什么动静。两个月后，两位北京原侨委大院的朋友先后来广州探亲。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风光摄影家薛子江的儿子；后来又有粘伟强，是印度尼西亚归侨子弟。我们是小时候在一个大院一块儿玩大的。他们把一包底片交给我，并且告诉我，这是他们拍摄的“四五运动”的底片。他们说，北京查得很紧，这些底片是偷偷藏在暖水瓶胆里，才把它们保存下来。当时广州可没那么紧张。正好我已经在家里装好了一个暗房，他们把底片交给我保管以后，我就在家里挑着放大了几十张。这些照片，纪录了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情况和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后来，薛、粘两人都移民去香港了。1978年，中央给“四五运动”平反了以后，他们将照片和底片取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的专刊上发表了。那份专刊薛永康还送给了我一本。在发表那些照片时他们仍没敢用真名，而是用的化名。

　　我在广州第一个摄影朋友可能就是赵大军了。我们是通过李新民认识的。赵大军比我大一岁，是“文革”前北京工业大学大一的学生。他为人低调，长得又高又瘦，那时在广州科研单位工作。他的专业是光学，所以他对相机镜头的性能了如指掌。他给我们讲起摄影化学来，也是头头是道。我对胶卷的伽玛曲线，以及化学药品的化学纯、分析纯等等的了解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在我们单位给他车了几个标准砝码，还把他的天平调高了精度。

　　我们三个朋友，经常起大早骑单车上白云山去拍照。他们俩经常是四点来钟就骑着车从东山来到泰康路我家的楼下，站在街当间儿扯着嗓子喊：“安——哥！”我一边答应，一边穿上衣服、背上相机跑下楼去。我知道，今天一定是拍风景的好天气了。到了白云山，我们就边拍照边推车上山。到了山顶拍了晨雾，又拍日出。等到天大亮了以后，我们再骑车下山，然后分头赶在八点之前回单位上班。有一个星期，我去了三趟白云山，赵大军去了五趟。我这三趟一共才拍了五张135的底片，在暗房里把拍过的底片抽出来再剪下来，冲洗、放大，然后拿到赵大军家里，我们各自摆出自己的作品相互品评。我们虽然是一起去拍照的，但每个人拍的照片都不同。

　　我们后来去过两次清远县的飞来霞。最远还去爬过湖南的衡山。

　　赵大军告诉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就坐在学校的大树下看书；到“大串联”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游历名山大川，一路上有个同学讲起那些名胜和它们的典故，如数家珍。谈到摄影，他喜欢薛子江的风光；喜欢黄翔拍的黄山；喜欢蔡俊三的静物……后来经薛永康的介绍，我们去拜访了蔡俊三。蔡俊三是30年代就很著名的摄影家。1977年他已经80多岁了。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和薛子江等摄影家是香港沙龙摄影界的佼佼者。上世纪50年代，薛子江在大陆的中国新闻社任摄影记者，蔡俊三也在广州定居了。他的家在广州大沙头码头附近。在他家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许多风光和静物的摄影作品，他还拿出许多当时刚刚出版的香港《摄影画报》给我们看。这在当时的内地，是很难得见到的。那时候，国内的报纸上的照片都是那种“假、大、空”的“为政治服务”的照片。看到陈复礼、简庆福等香港沙龙摄影家们的作品，真是耳目一新。我们还听蔡老先生讲了一些他们这一辈的香港沙龙摄影师当年的一些趣事。那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中，抗战刚结束时，香港有一班火车，早上6点20分从尖沙咀开往新界。这帮摄影师每天就乘这趟火车到新界的乡村和海边去搞创作，8点多钟他们又乘回程的火车赶在9点钟之前回公司上班。当时他们号称自己是“六二○部队”。

　　通过《摄影画报》，我也知道了它的出版人陈复礼。陈复礼先生是越南华侨，也是个成功的商人。1960年他创办了香港《摄影艺术》杂志，1964年创办了《摄影画报》杂志。在当时，做这么精美的摄影杂志肯定是要赔钱的，可见陈先生“发烧”得够可以的。他和当时的执行编辑麦烽以及潘日波、罗苏民、简庆福、黄贵权，还有邱良、冯汉纪等摄影师，把当时香港沙龙摄影的氛围经营得特别温馨而文气，至今都让我很羡慕。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香港沙龙除了文人画意的传统以外，还有以法国摄影家布勒松提倡的“决定性的瞬间”主导下的纪实摄影的传统，他们的镜头也关注民生和市井生活，尤其是陈迹、麦烽和邱良等人的作品颇显功力。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拍的渔家生活、工业展览会和香港闹水荒时的百姓等照片。可以说，那时候的香港是中国摄影界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八九十年代，在香港的画意摄影影响下的内地主流摄影，如今看来多了许多艳俗、唯美、商业气息和匠气，少了那份文气和关注民生的情怀。这都是后话了。

　　1977年的春季广交会时，我爸爸告诉我：他的朋友、港商陈复礼是世界著名的摄影家，要我带上作品去向他拜师学艺。在东方宾馆，陈复礼先生耐心地给我指出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以鼓励。改革开放后，因我父亲和陈复礼都是政协委员，常常见面，我也有机会不断看到陈复礼先生的最新大作，如《井冈山》、《黄山》，还有后来的《九寨沟》等。

　　我就这样玩起了沙龙摄影。那时，搞风花雪月的摄影还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自由化”之嫌，正统的摄影展览和国内的报纸上的照片都是那种“假、大、空”、“高、大、全”的“为政治服务”的照片。

　　毛主席去世后不久，从北京和香港来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朋友们串门的频率越来越快。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哥们儿郭晓鸣、胡龙沙、徐立昕（外号老傻）、李新民（外号老土）等来到我家，很神秘地把门先关好，向我们全家告知一个重要的消息：“‘四人帮’被抓啦！”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当时，我妈刚从北京搬来，她还很害怕，生怕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被外人听见。我爸只是听着，不说话。我和我弟弟都非常兴奋。朋友们告别我家以后，又骑车去别人家“传播小道消息”去了。

　　没过多久，小道消息真的变成大道消息了。全城的老百姓都上街游行庆祝，我家楼下的泰康路上人头涌涌……

　　我记得是第二年的春节，广州全城的老百姓都在放烟花、爆竹，天空都被映照得红彤彤的了，那叫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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