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5)

四十五

　　他的罪行真有那么严重吗？

　　1973年，西双版纳最轰动的事就是惊动党中央的现役干部对知青性骚扰事件。后来，在景洪举行公审大会，有三个现役干部被五花大绑押上大卡车游街，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他们个个抬头挺胸，表情坦然自若，不愧是曾在越、老、柬一带“抗美援越”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里出来的。

　　他们中有一个是我们二团六营的一个连长，姓张，是彝族人，他们连的指导员是我的一个同学，这同学是所谓“革命造反派”。造反派认为这支现役部队是保守派。张连长的罪行主要是：早上在橡胶林地里用语言和肢体接触调戏正在割胶的女知青；晚上，曾去女知青宿舍里“查铺”。至于是否构成强奸，好像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事情最后被汇报到中央，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示：杀。这个张连长被枪毙时，我的这个同学还到刑场上去看了。

　　张连长该不该枪毙、是不是真犯有那么严重的罪，其实也很难说。

　　贯参谋就曾在办公室当着许多人的面说：“我们部队从前线下来，根本不了解地方上‘文化革命’的情况。发了点儿牢骚，就被划成了保守派、‘炮派’什么的，给下放到你们这鬼地方来了。这些老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也要当英雄，不能给部队丢脸。下到地方不开心嘛，就想着犯点小错误，落个处分，遣送回家种田去算了。这次把张连长枪毙了没什么，我们部队早晚是要撤走的，他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小孩子将来都得你们农场养起来……”

　　几年后，部队撤走，张连长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孩子，都留在了农场。他们是少数民族，生活困难，都靠农场补贴。后来，我的师傅、湖南移民、老工人王广丰娶了他的遗孀，帮助她养大了几个孩子。王广丰当时大概不到40岁，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壮，还有一条腿是残疾，但他是一个种菜能手。我在疆锋五队时，他是我的师傅，是我们的种菜组长。我们种菜组何时翻地、播种、育苗、锄草和采摘都是他指挥。后来他被调到六营营部机关去种菜了。1999年，我去看我师傅的时候，他已退休了。那几个孩子也培养成人，都出去工作了。他的太太也退休了，身材有点发福，挺富态的，挺漂亮的，总是笑呵呵的。当时，老王光着膀子，还是那么瘦，只是背好像比以前驼一些了。他还是操着湖南祁东方言，拍着我的背，亲切地把我领进家，不断地让我抽烟、吃东西。告别的时候，老王又像当年一样，往农场送我的车上塞了好多他自己种的菠萝。回到宾馆，我切开菠萝，味道可甜了，就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

　　1958年，中国为发展橡胶事业，有大批退伍军官来到西双版纳办起了农场，这些退伍军人有抗日的老英雄，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英雄，有些还是从国民党起义部队参加解放军的。退伍兵还有一批是1964年下放来的，他们来自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部队，钻山洞打炮眼是他们的特长。这些退伍兵里很多是少数民族和云南的山里人，其中不少是彝族和哈尼族人。“文革”中，许多老场长都被批斗，靠边站了。我们前哨分场的老场长曹明身材高大，曾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南下部队。“文革”中被批斗后，老胃病常犯。“文革”后退休，他拉家带口回老家甘肃天水了。王金魁原来是总场的领导，“文革”中被打倒以后，在风光农场七队劳动，和我们的几个同学在一个队。有一天他在砍树的时候，不小心一斧头下去，劈在自己的脚上。伤得可重了。2006年，我去东风农场新辟的龙泉公墓，给王开平和凌瑜扫墓，正好碰见他。他告诉我，他“文革”后当了几年场长，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他在公墓旁边承包了一片香蕉地，让他的侄子帮忙管理。他指着王开平墓碑旁的一块墓碑说：那是他的战友，是在解放后剿匪的时候牺牲的，是烈士。他还告诉我，王开平是因公牺牲的，你们可以给他申请烈士称号。

　　大约在1960年左右，从湖南的醴陵、祁东和湘潭毛主席家乡来了一批支边的移民。他们大多拉家带口地来到这里。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我们农场种菜、养猪、种粮食，自给自足主要靠湖南的这些农民。90年代，有一次我回农场时，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老工人：“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又偷东西又打架，给你们添麻烦了吧？”他说：“知青来了以后，我们活得才像个人了。你们来以前，我们很多人还是临时工，每月才18块钱。每天天不亮，队长就敲钟，起床、上工；到傍晚的时候，队长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棍子上山来，量我们挖的梯田和树穴合不合规格，如果尺寸差一点，或者在树穴的回土中找到一根茅草，今天的工资就罚没了。是知青来了以后，大家才都拿固定的28元工资了……”

　　我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湖南老工人，和我一样也姓彭。他朴实憨厚，力大无比。他曾在1950年当志愿军援朝作战，爬冰卧雪、出生入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退伍回乡务农。1963年移民到西双版纳。他每天赶着一头水牛上山砍柴、割猪草。他爱人生了5个闺女，一家7口人。他们两夫妻的工资收入是56块钱，而我们生产队食堂入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8块钱。所以，他家每月的工资正好够交伙食费，一分不剩。他家经常要申请救济。

　　我的同学李再延是北京65中老高三的。因为他已经和上海知青周月琴在当地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拉家带口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他那时已当了五营的教导员，他告诉我：1976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农场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因为是“四人帮线上的人”，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们同学里升上省里去的那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了。

　　记得在80年代中，有一次，我在台湾歌星侯德健的家里和他聊天。他问我：“你们大陆人怎么个个都在发牢骚。人家外国在传染爱滋病，大陆却传染‘恨滋病’。”我想想也是，此前的几十年，咱们大陆的各个阶层的人几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多少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委屈或者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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