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8)

三十八

　　我们家老邻居吴楚叔叔知道我从云南来，而且也是个烟民了，就跟我讲起了云烟的来历。他说，云烟是一百多年前从美国引种来的。因为玉溪的气候好，当地施肥是不用人粪尿的，而是榨过油的豆饼，所以那里的烟叶特别好。他在古巴大使馆工作时，有一次中国博览会结束，他把云烟的展品都买了下来请大家抽，个个都说好。他这次来到干校，还专门给玉溪烟厂写了信要云烟的种子，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把烟种寄来了。老吴楚叔叔带我去看他种的一小块烟田，还约我下次来探亲的时候，来他家品尝他种的云烟。两年后我到广州探亲，在暨南大学里他家做客的时候，又提起他种的云烟。他说：“嗨！别提了，我的烟田不知被哪个臭小子撒了一泡尿，那烟味变得很辣，不能要了。”这都是后话了。那天临走吴楚叔叔还送给我一只古巴产的小刀作纪念。

　　我爸我妈知道我在农场是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带着小板凳和马灯和我一起来到一个打谷场上。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从杨子荣唱到座山雕，连过门的曲子都唱出来。唱完了我又说山东快书又跳傣族舞。在星空下，一个演员，两个观众。二老很开心，我也很得意。

　　大约10天以后我告别二老去北京，既要看弟弟，也要买些肥皂、卫生纸、猪油、酱油膏和酱豆腐等日用品带回西双版纳。我爸、我妈向干校请了假，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等火车的时候，我习惯地蹲了下来。这是在西双版纳养成的习惯。没过多会儿，他们都把手指伸进我的头发里，摸索着，口中还小声争论着，说的是：我的头发像爸爸，嘴巴向妈妈，然后是眼睛、鼻子、耳朵和皮肤……一样一样地分析。

　　那时，安末还在吉林省扶余县“插队”，安弟已经因病离开农场回北京，住在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为了装那些将要在北京采购的日用品，我爸帮我找了个空木箱。在去上海的路上，木箱上的钉子把我的裤子挂了个大口子。我用橡皮膏把它粘上。到了上海，我把箱子和行李存在车站，就去逛南京路和外滩。南京路上很萧条，有两个女青年远远地跟在我后面。外滩已经变成了码头的堆货场。我跨过水泥管，登上碎石堆，来到黄浦江边。那两个女青年没有再跟过来。灰色的天，灰色的江，江上的船也很少。晚上，我逛到一家澡堂，先洗了澡，等他们打烊以后，再交点钱就可以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我登上了去青岛的火车。当年，火车上可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贼，大家的兜里也都没有多少钱，所以陌生人一坐下来，很快就混熟了，像“傻根”一样。大家谈谈各自的处境，相互传播些小道消息，甚至说一说自己在本单位不敢发的牢骚话。

　　在青岛，我住在张瞎子的一个姑妈家。一进她家门，那阿姨就笑我的破裤子，让我马上脱下来帮我缝上。当天，我逛到海边。三十多度的气温下，海风一吹，人立刻觉得凉爽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兴奋极了。我跳下海去游了泳，又在岸边的小摊喝了一大碗啤酒。晚上，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我就发烧了。车上有人偶然碰了我的胳膊，立刻叫起来：“哎呀！你身上这么烫，你发高烧了吧？！”于是大家把我让到靠窗的座位，给我端来开水。我趴在小桌上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北京。

　　中侨委已经取消了，侨委大院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侨委子弟准备了两间大房子，我和安弟与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我的感冒好了以后，就逛街买东西，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当时，周康荣也来北京探亲，我们就一起去王府井的西餐厅吃西餐。那一天，我们越聊越来劲儿，吃完饭我们就沿着王府井大街边聊边散步，走到长安街再回头走到珠市口，再回头走到长安街，再回头……一直到深夜才分手。

　　那天晚上，他的话对我此后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的启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至今仍印象很深。他给我分析了中央两派的斗争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这些都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有怀疑，也不敢和别人说，总以为是“毛主席还不知道……”我为今生能有一群可以推心置腹，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出卖朋友的同学而庆幸。他告诉我，1969年从疆锋五队分开以后，他去了三分场的一个生产队当炊事员。每天清晨4点就起床去做饭。7月21日，他正用翘杆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抬头见到天上的一轮明月。他想起前一天晚上，他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外电报道，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正在载人登月……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几个出差的人，三天三夜的旅途中我们聊得挺开心，在单位里不敢发的牢骚在火车上都发泄出来了，车上没有人告黑状。车快到桂林的时候，他们约我一起在桂林下车玩一天，再签票乘下一班车继续行程。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去游桂林。那时候，正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香气馥郁。我把桂花撒在我的阿尔巴尼亚烟的烟盒里，抽起来很香。在参观七星岩的溶洞时，解说员的解说词特幽默，我好久没有在公众场合听到这样讲人话的了——到处都是慷慨激昂而又千篇一律的宣传词。

　　回到农场，我照例去同学们那儿串门，相互“传播小道消息”，讲讲一路的见闻，还把从北京带回的好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不久，我们就悄悄地听说“林彪死了”。

　　1971年10月，农场开始传达中央关于前“副统帅”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们五营五连传达文件时，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操场上。当传达到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时候，有一些女知青“哇！”的叫出声来，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在此前，《党章》里还写着：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年我们传播“小道消息”，没想到：八年后，我当上了传播大道消息的摄影记者。

　　农场军人的痞气

　　那时候，我除了当宣传队队长之外，还被任命为代理副连长。现役营教导员对我说：“彭振戈，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正在搞外调，只要你父母单位有了回信，我们就抓紧解决。”没过多久，我们连的党支部就开会通过了我的入党手续。很简单，很干脆，根本不像我入团的时候那么啰嗦，但也很严肃。我记得那天没有电，在一个代理副连长的家里点着马灯，那情景就像电影里在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支部会议一样。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代理副连长哈尼族老退伍兵张良和代理副指导员湖南籍老工人邹南祥。

　　这时现役军人已经跟大家很熟了。他们部队曾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打过10年仗，是“文革”前60年代初就参加抗美援越的。团部有一个参谋姓贯，我们是在团部演出的时候认识的。贯参谋是个天津的学生兵，他说：在越南打了10年仗以后，当年与他同时从天津参军的10个战友中，就只剩他一个是全胳膊全腿的，还有一个是受伤致残坐着轮椅的，其他的战友都死了。这个贯参谋一米八几的个子，浓眉大眼，经常爱跟我们吹牛。据他讲，他在部队见过美军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现场，轰炸声响过后，整座山的高射炮阵地都变成了一片焦土，战士们都变成了雕塑，在炮位上一动不动，都牺牲了。据他说，战争非常残酷，在“胡志明小道”的公路上，汽车只要一抛锚连修也不修，大家“一二三”就赶快把它推下山涧，让后面的车队迅速前进，否则，敌机来了一轰炸，大家都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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