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8)

十八

　　每逢五一、国庆节，我们都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北京第25中学也是男校，在灯市口大街，地处东四、东单、王府井大街和外交部街的中间，街对面是全国妇联的办公楼。它是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前叫育英中学。校园里大部分都是老的中式古建筑，里面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学校操场不大，但有排球场和篮球场。礼堂是庙堂式的老建筑。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和一位大臣的儿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后来还有法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小孩也在我们学校。亲王的儿子好像就是现在的拉那烈亲王，他温和、稳重，脸上常带着笑容，年龄好像比他们班的同学大，体形和做派都很像他的父亲。那位大臣的儿子叫黄班·纳立得，个子高高的，很活泼。常见他跟他们班同学一起打篮球。他们互称外号，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班同学扯着嗓子叫他：“黄班儿——”还常见他们勾肩搭背地打打闹闹。

　　我们三班的班主任叫叶长良，是俄语老师，刚30岁出头，脾气特好，当时刚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叶先生那时还是单身，他曾在暑假里组织有自行车的同学去郊游。我带着气枪，有同学还带了照相机。我们从东城骑车过石景山到潭柘寺。经过门头沟的时候，爬坡上山，回头望山下的工厂、矿山十分壮观。那时公路上的车还比较少，显得山里很清静。正好是8月份，满山的山楂果红得把山都染亮了。下山时，我们一路飞快地冲，红红的山楂果从身边飞过。途中还经过了一座古老破败的寺庙——戒台寺。那时潭柘寺很少有人去，不用买票，寺院里长着很多古银杏树，树叶有绿的、有黄的，风一吹，哗啦啦作响。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居民的粮食和肉菜供应已经好一些了。我们的体育课也恢复正常了。毛主席带头鼓励游泳，那时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还有“到大风大浪里去学习游泳”。于是，北京市开放了所有公园的河湖水面，允许市民和学生可以下水去游泳。各学校还组织学生去什刹海清理湖泥。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安阳的家就住在什刹海的前海北沿，我们常在什刹海游泳。逢星期天，我们一家人还常去北海和颐和园划船、游泳。侨委大院的小孩儿喜欢结伴骑车去紫竹院、京密引水渠游泳。我的水性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不仅游长距离没问题，而且无论是自由泳、蛙泳，还是仰泳，姿势都特标准。除此之外，学校每天早上还组织大家长跑。学校里的操场不够大，我们就从灯市口往西，跑到王府井大街，再向北，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的胡同向东绕回来，一圈下来应该也有好几千米吧。

　　尽管高中时我不再去业余体校了，但还是25中乒乓球校队的成员。高二那年，学校组织田径运动会，让大家报名。我跑不快，也跳不高，就报了全能。比赛时，扔铁饼、跳高、跳远都成绩平平，最后一项是3000米跑，跟我同组比赛的同学有的是校足球队的，身体很棒。大概跑了2000米之后，他们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我自我感觉还行，就一直跟着跑。跑到还剩最后一圈了，我见他们都已精疲力竭了，我却突然来劲了，最后400米我撒腿狂跑，全场观众都欢呼起来，给我鼓掌、加油，越鼓掌我跑得越来劲，终于把他们落下近100米冲线。从那一次开始，我自信自己身体的耐力是很好的。一直到今天……

　　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离天安门近，我们也都有十七八岁了，又都是男生。所以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游行时，我们学校的高中班组成的仪仗队都是走在群众游行的最前列。仪仗是两米高，三四十米长的大标语牌，挺重的。我们一横排70个人，扛着仪仗，喊着口号，操着正步，要保持队列整齐，不甩来甩去可是不容易。我们每年都要花一百多个小时练正步走。先练队列，再练踢腿、摆臂，走起来每步75公分，步频要踩上《歌唱祖国》歌曲的节奏，好像是一分钟96步。每年的训练都有解放军部队派来的军官来给我们训练。有时候，部队的军官还被请来学校给我们上军训课。教我们射击、练习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班进攻的战术。那时候，全军正在搞大比武，这些军官们不仅军容风纪特别好，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而且很有礼貌。让我特羡慕，很想当兵。

　　每逢夏收的时候，学校都组织全校师生到郊区割麦子，我也割破过手，大太阳晒得脸热辣辣的，麦芒刺得胳膊上一道道红印，可痒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用新打的麦子做的炸酱面，面条煮好之后，再用冰凉的井水过一遍，很爽。蒜也是新拔的青蒜，太好吃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炸酱面了。

　　走街串巷去掏粪

　　1963年，我们家便搬进60号大院，这里有两幢宿舍楼，一幢是黄楼，一幢是灰楼。黄楼住的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灰楼住普通干部。房子大小按级别分配，同时也会顾及家里孩子多少。我们家住在黄楼，是两房的单元房，里面有卫生间、厨房、抽水马桶、浴缸，连阳台有60多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北京来说还是挺新鲜的，尤其是抽水马桶，从小我们都是蹲茅坑的，茅坑里总爬着很多苍蝇和蛆。

　　这时全国的政治空气已经很浓，讲阶级斗争、学雷锋、学英模。学校还组织我们学习时传祥，到东城区的各个清洁队参加掏粪劳动。那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毛主席语录是：“……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入团，也为了锻炼自己干体力劳动的能力，所以我干掏粪劳动特别卖力。不仅学校组织的掏粪劳动我努力地学着干，我还利用节假日时间主动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那两年，我大概去了有50多次，每次一干就是8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我已差不多掏遍了。100多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离开以前还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背粪桶走路也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的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头几回，我干完8小时的活，身上被屎尿都沾满了，连块擦汗的干地儿都没有。这时，师傅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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