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

一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

　　“哥哥不是吹牛皮”这话本来是四川小知青摆龙门阵时的口头禅，他们的原话是“哥哥牛皮不是吹哩”，像是唱歌一样，“索索哆哆发索拉西——”。想必是在四川的茶馆书场里，说书人话音刚落，半拍之后，惊堂木就会响起，给整个乐句加上一个高音“哆”，和一个完美的休止符。近年来，这句话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我的口头禅。

　　不知不觉我今年已经62岁了，我们这一拨是最后一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了。人们都说人越老，对往事记得越清楚。我讲的这些“过去的事情”真的不是吹牛皮。不过，在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吹牛”的意思也不光是说大话，它还含有北京话“侃大山”的意思。我是搞纪实摄影的，平时就讲究一个“真”字。回想当年虽如梦似幻，却都是真实的经历。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时代际遇，这么多像坐过山车一样揪心的人间悲喜剧，咋就都让咱碰上了呢。

　　小时候，大人都叫我安哥，让我觉得特占便宜。如今，20多岁的新闻、摄影界同行朋友也都叫我安哥，让年逾花甲的我仍觉得年轻，心里也很受用。不过，用广东话说，我这就叫做：“大不透。”常有同行小朋友问我：“安哥这名字真好听，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我的小名就叫安哥，我的曾用名叫彭安哥。我两个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现在，安哥成了我的笔名了，我身份证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国的花朵”给来华访问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献过花。本来，我还有可能被选上在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爸爸和妈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于是，我11岁就成了一家之长，饱尝社会的炎凉。

　　上中学的时候，我一直到18岁上高二了还入不了共青团，理由十分充分：就是因为没有和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母亲划清界限。于是在全国学雷锋和学清洁工时传祥的运动中，我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到东城区的清洁队参加了五十多次掏粪劳动，每次一干就是八个小时。哥哥不是吹牛皮，北京东城区几乎所有的胡同，我都曾背着粪桶去掏过大粪。

　　1966年8月和10月，“文革”初起的时候，我分别和两拨同学以“大串联”的名义游历了全国十来个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和四川的旅程中，我还随身带上了一支短竹笛和一架日产PETRI2.8相机。这两个物件仿佛在冥冥中为我规划出人生的轨迹。

　　1968年2月，我21岁时从北京跟着同学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风农场当知青。在那里，我和来自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与云南的退伍兵、湖南的支边农民以及现役的“军管”干部们相濡以沫地生活工作了七年。1975年，我28岁时“回城”来到了广州。记得当年离开西双版纳时我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甚至连行李都不要了，赶快找了朋友开的卡车，坐在车斗里装着的木材上，一路风尘地赶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农场给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当年只惟恐形势有变害怕走不成。奇怪的是，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不由自主地逢人就讲西双版纳，连做梦都想到西双版纳。可以说，我有着浓厚的西双版纳情结，毕竟，我的“花样年华”是留在了西双版纳的。

　　我回城到广州后，先是当了四年工人，1979年我32岁入行当新闻摄影记者，终于干上了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开始时我被安排到偏远的梅县地区锻炼，当时的工作是采访之后要自己冲胶卷、再寄底片回广州发稿。一去就好几个月不能回家，住在当地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间房里可以住四到六个人，房间里也没有电视。晚上忙完工作，除了看书、写稿，就是隔着蚊帐跟各行各业来出差的人聊天，说着说着就会聊到西双版纳。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我滔滔不绝直说到最后别人都睡着了，自己反而兴奋得睡不着了。

　　80年代初，单位里来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听说我是从西双版纳回城的知青，沈宏菲问我：“那里的风景很漂亮吧？”我说：“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于是我又开讲了。等听我讲完以后，他们往往感慨地说：“经历也是文化呀！”这样我和这帮比我小十来岁的年轻记者们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下，共同见证了这大时代的千姿百态。当我1988年7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举办自己第一个影展时，沈宏菲帮我起的题目就叫做《中国：开放百态》。

　　1988年底，我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六年里，走南闯北踏遍祖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采访和组稿中，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旅途中，大家经常海阔天空地吹牛，以增广见闻，交流信息。

　　1994年底，我又调回广州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广州的媒体是全国最早市场化的，行内的竞争日益激烈。于是，各家报纸、杂志竞相招募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这些同行小朋友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爱在酒足饭饱之后侃大山。记得美国小说《廊桥遗梦》流行的时候，小朋友们总是追问我走南闯北时的风流逸事，还夸我身材苗条、身手矫健，样子“酷呆了”。于是我借着酒劲儿，清一清嗓子，站起身，亮个相，然后开吹：“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在西双版纳我曾经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吃夜宵的时候，陈凯歌是来蹭饭的……后来，在2002年平遥摄影节，我的影展虽然只得了个铜牌奖，但是，我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给我颁奖的嘉宾除了外国专家，还有巩——俐！”

　　小时候，我本是笨嘴拙舌的漂亮男孩，到如今已是整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不太会说话的小男孩，如今却常常在酒桌上带着满脸沧桑向同行小朋友吹牛皮、侃大山。过后，我自己又有些自惭，是不是“吹”过头了，就像在西双版纳时，四川女知青“小歪”常说的话：“你的面皮像城墙倒拐啷个厚！”不过，我自认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尤其是在我18岁快入团的时候，学校团委书记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老实，你没有交代你父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此后，我更加不敢说半句假话了。其实，我也不仅是吹我自己的传奇经历，也吹我的前半生中遇到的那么多好人、好朋友和好师长。

　　1999年，《广东画报》改版为《城市画报》，副总编沈颢邀我去做兼职图片编辑。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已是中国报业知名的记者和编辑了。我们在工作之余聊起了我正在把20年记者生涯的经历和摄影作品编成一本书，他问我：“书名叫什么？”，我说：“叫《中国：开放百态》。”他说：“这个名字太老土了，你应该叫《邓小平时代》。”于是，我把我的书名定为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因为我认为：战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而这年头，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升斗小民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2001年，在fotoe图片库的老总吴少秋和区进的帮助下，我的这本图文书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了，它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发行出售，还摆上了北京地铁里的书摊。

　　哥哥不是吹牛皮：时光荏苒，在这花甲之年回头看看，我已见证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近30年来的中国民间的摄影大事儿。2003年我和胡武功、王璜生为广东美术馆策展了《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3个月以后，北京的“中央两会”上，党中央把“以人为本”定为了执政的理念。我们似乎又“先知先觉”了一把。38年前，在西双版纳的茅草房里，我的同学赖万京曾心灰意冷地说：“以后，咱再也不要先知先觉了！”到如今，我仍然觉得毛主席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影展的250位作者，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不知不觉中我的话题越来越多了。现在，我就不只是在吹西双版纳了，天南海北，世事风波，人生百态，什么都有。经常有小朋友听了以后劝我写出来。如今，在曾听我吹牛最多的同行小朋友颜长江的推荐下，我得到广州市文联的支持，终于有机会在年轻作家方玉敏的帮助下开始动笔了。我写文章非常慢，学打字又很辛苦。只是因为对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存感激，才坚持写完这本书。我的书稿在几经修改之后，正当要交稿的时候，我40年没见面的从小在同院玩大的老朋友，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吴剑平出现了，他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以后主动帮我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由于在上一套书中，已经把我从事摄影记者后工作中的见闻大部分都写过了，所以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主要写那些不曾被主流媒体所关注的民间摄影的故事和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我们的摄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仅供同行小朋友们参考。

　　在写书的过程中，一幕幕的往事和一张张的面孔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把他们的真名实姓写在书中，一是证明我所言不虚，哥哥真的不是吹牛皮，有真人作证；二是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些朋友和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生活史和中国的摄影重新走进民间的历程。

　　我在为书稿选配我家老照片的过程中，也把我保存多年的在1968年至1976年间我家的来往信件和我的同学、朋友们的来信翻看了一遍，有百十来封呢。那时候我家五口人从南到北分在四个地方，相隔千万里，我的同学和朋友更是天各一方。看着我妈当年在信封上贴的印有毛主席、林彪、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剧照的纪念邮票以及我们大院的一群小朋友们在来信的末尾的集体签名，摸着那残旧的信封和发脆了的信纸，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在展读那一封封有三五页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的时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尤其是我妈在写了已经从北京给我寄来的邮包里的物品清单以后还嘱咐我，农场发了布票以后要寄给她帮我在北京买衣服。用剩的牙膏皮要保存好，北京买牙膏要给牙膏皮才能买。看到我们当年的字里行间有那么多对伟大领袖表忠的“套话”和对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阐述，恍如隔世，让我脸上一阵阵发烫。这要是让我那些同行小朋友们看见非笑死不可。他们现在玩的那些荒诞派艺术哪有我们当年荒诞呀！我开始怀疑我现在写的当年的故事的真实性了。可是我今天的世界观又确实是在那些过去的故事里形成的，而且在这些信的字里行间也印证了我在酒桌上向年轻人“吹牛”时所讲的故事。只不过我的这一堆旧信年轻人看不懂了。

　　我曾经以为，语言文字是最容易造假的。近年，有专家考证，摄影也是会造假的。既然如此，那么，就把这些文字权当我的摄影作品的印证与参照吧。或者再说大点儿，这也是我的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和我参与策展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的后记。尽管这“后记”长了点儿，又啰嗦了点儿，但那些生活的、历史的细节都挺重要，它们往往是摄影拍不到的，或不好表现的。与此同时，这本书也是对那些在我的前半生曾关爱过我的亲人和师长，还有在西双版纳相濡以沫的同学和老工人，以及一起走过来的朋友、同行的一份交代和祝福。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爸和我妈，还有长眠在西双版纳大勐龙知青墓地的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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