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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我个人认为,王建南没有去坐台,已经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我居然还抢他的粉子,确实很不公平,对女人更不公平。

  当然,从我的愿望出发,让王建南去“坐台”当然很好,但从现实角度上看,也不太合适,甚至还不如在广告公司搞文案策划。

  这个行业最近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赚大钱很不容易,除非卷走某个富婆的细软逃跑到沿海。我估计,以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如果要包装成“青春偶像”型,好好装酷打扮一下勉强算是一个帅哥,但毕竟已是30出头的老男人;如果要走“知识型”路线,本身才华虽然绰绰有余,但现在是一个文凭社会,连贪官都有博士文凭,他那点本科学历远远不够。而且我听说,最近上海那边的一些“富女”同志,对“小白脸”的要求越来越高,除非是老外,她们才不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一网打尽,欧美亚非拉兼收并蓄。如果是中国帅哥,要求就不一样了,就算达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谢霆锋”。

  最后我觉得,从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出发,最适合走一走“实力派”路线,但那种夜生活特别辛苦,和养猪场的配种猪差不多,对以后的感情生活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梦,坐台当“鸭子”首先就过不了精神文明这一关。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条具体的措施,可以弥补多年来我对朋友的惭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说:“红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须亲自去找。”

  我说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还着急,然后我想起了以前的事,问他:

  “咋个你后来不和红姐来往了?”

  “前年我们吵过一架,我不该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显有一丝愧色。

  他把事情仔细跟我说一下,听他说完后我才知道,原来红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厅一个月“砂轮”下来,挣的钱只够老公打麻将,还有女儿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手机,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

  “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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