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42)

四十二

　　那个年代的保健品消费狂潮和80年代全民“甩手疗法”、“打鸡血针长生不老”完全一样。我父母也加入到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热潮之中，他们每天忧心重重、牵肠挂肚，常常为忘记吃某种口服液而抱怨：“少吃一回，这个疗程就白费了。”

　　当时的广告创意非常简单，越肉麻越好，尤其是电视广告，如果稍微有一点含蓄和智慧，商品基本上就卖不出去，广告词的写法也和大街上混混吵架的路数差不多，以威胁和恐吓为主，当时我们称之为“带丝绒手套的铁拳”和“用温柔的声音进行恐吓”。1997年《广告法》出台以前，我写了很多广告语，其实质内容都是恶狠狠的，甚至充满了诅咒：一个女人是否成其为“真正”的女人，主要取决于她是否用某种妇女保健用品。

　　1995年，我已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主管，有一次到重庆去洽淡一笔广告合同时，接待我的某企业厂长正是周家梅父亲的同学。

　　半年之后，当我坐着公司的二手尼桑到重庆看望周家梅时，她仿佛在迎接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

　　当时，我看出周家梅的父亲有些嫉妒，毕竟他的坐驾还只是桑塔纳。

　　第二年，周家梅的父母终于同意她到成都，应聘在《华西日报》做记者。

　　从此，我和周家梅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也从那时起，我们的爱情生活从狂热中慢慢走向了平静。

　　平静的生活需要耐心和容忍，有时候，周家梅就不能容忍了，同居之后她发现我不爱读书，我也发现，周家梅乱读书，几乎所有时髦的畅销书她都在读。最让她奇怪的事，我再也不像初恋时那样，有动听和诗意的话语，因为我把仅有诗意都献给了广告事业。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周家梅说，当初为了泡上她，我耍过一些花招：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情诗，其实大部份内容都是王建南帮我一起写的，王建南在其中大量引用了他写给初恋情人沈秋的情诗。但我对周家梅说，情诗虽假，但我的感情是真的，甚至比情诗所表现的更强烈。

　　显然，我坦白得并不彻底，最后我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周家梅说，幸亏我说了出来，她说她早就有些猜疑，她估计那些诗一定有王建南的功劳。她最后说：“可能这就是缘份吧，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

　　真要感谢“缘份”这两个字，这最不可靠的东西，最容易成为女人说服自已，也说服别人的理由。

　　从此，周家梅对王建南和沈秋之间的韵事特别好奇。成熟女人一般就很少有好奇心，尤其对男人的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正是爱情开始的基础。

　　而一旦她们好奇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平时我们一有机会和王建南一起玩，周家梅就会问：“你和沈秋怎么回事嘛？为什么要分开呢？太遗憾了。”

　　王建南不着边际地说：“可能就是因为太浪漫了吧！”

　　“沈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父母反对，所以和王建南分手？”

　　周家梅躺在阳台的藤椅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那年夏天，周家梅和我搬到了海蓉小区，筑起了我们的爱巢，小区的阳台很高，每到深夜，我们喜欢躺在阳台上聊天。

　　我说不可能，听“建南”这名字就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当然是“建设大西南”时期的干部，沈秋父母怎么会不同意。

　　“要是我父母再反对下去，我也要沦落风尘，我好想当一回妓女啊！”她说。

　　正是盛夏的深夜，周家梅身着片褛，看起来无比风骚，这骚婆娘居然还意犹未尽地说：

　　“干脆我下辈子就当妓女，你说好不好？最后从良嫁给你，你要不要？”

　　我只好说：“要，当然要，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嫖客。”

　　那天晚上，周家梅果然像一个风尘女子，或者说，她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就是我们以为的风尘女子。究竟像不像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前，我去过风月场所，却没有见识过所谓的妓女。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祖国各地处处是莺歌燕舞，文化演出活动多如牛毛，周家梅在报社的工作忙得昏天黑地，经常出差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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