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78)

七八

　　“你向法庭再说一遍。”公诉人大声说。

　　崔哲犹豫了一下，然后用背诵课文一样的语调说：“从超市弄来的10万元已经被警察追回。我的银行存款里有2万元，已经被冻结。另外15万元交给银行作为买房的首付款。还有9万多分三次送给了我的总编辑周自恒，第一次3万元，第二次2万元，第三次……”

　　公诉人打断了崔哲的陈述，他提醒崔哲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指名道姓对他人横加指责，否则对方有权起诉他诽谤。

　　崔哲想了想，对公诉人说：“那你们就当这笔钱被我花了好了。”

　　公诉人有些恼怒，但他克制住了，继续提问：“还有17万去哪里了？”

　　“9万多用来填补一笔丢失的读者捐款……”

　　“为什么会丢失？”公诉人再一次打断了崔哲的陈述。

　　“我不小心丢了。”崔哲说。

　　“但是，”公诉人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实是，这笔钱被人敲诈了。”

　　崔哲沉默。

　　“你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被人敲诈了？”公诉人问道。

　　“因为我忘了。”崔哲面无表情。

　　崔哲冷酷的样子似乎激怒了公诉人。他突然提高了声调：“还有8万元去了哪里？”

　　崔哲犹豫了一下，答道：“都被我花了。”

　　“花在哪里了？”公诉人的脸涨得通红。

　　“吃、喝、玩、乐都要花钱，总之都让我花光了。”崔哲漫不经心地答道。

　　公诉人并不甘心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答案，他继续问道：“到底花在哪里了？”

　　崔哲仍然面无表情：“不记得了。”

　　公诉人不再追问，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作为一名报社记者，崔哲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屡行敲诈且屡屡得手，一方面为自己非法牟利，另一方面也纵容了那些商家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另外，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崔哲并无悔过表现，也没有主动退赔赃款情节。公诉机关认为，崔哲犯下的罪行性质和社会影响都极其恶劣，因此请求法官严惩。

　　接下来，崔哲的辩护律师出场。他首先说明，他将为崔哲作罪轻辩护。他说，崔哲的行为虽然恶劣，但情有可原，因为他也是报社内外的那些“潜规则”的受害者。他之所以敲诈，是因为他曾经有些稿子被报社高层以各种理由毙掉。当他后来知道报社高层在“毙稿”过程中偶尔会收受贿赂的时候，他认为，与其让报社高层收取好处费而自己经过一番辛苦却无所收获，不如自己直接借此牟利。

　　律师说到这里的时候，一直站在被告席上沉默不语的崔哲突然举手，示意他要说话。

　　法官想了想，同意了。

　　崔哲扫视了一圈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口了。他说：“我知道，旁听席上坐着许多我以前的同行。大家都在等着我说话，如果我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来，你们的稿子里就有东西可写了。我说的越有意思，你们的稿件就越有可能成为头条，你们也就越容易被领导赏识。如果被领导赏识了，你们的日子可能就会好过一些。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我在都市报里工作了7年，我发现它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看上去它像是一个事业单位，承担着公共事务，比如向公众传递信息，代表公众进行舆论监督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企业，以赢利为最大目标，用广告费养活编辑记者。这是一组矛盾……”

　　公诉人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崔哲的“演讲”，他认为崔哲所说的与本案无关。但法官似乎有兴趣听下去，他示意崔哲继续。

　　崔哲继续说：“这是一组很难处理的矛盾，连报社领导都难以把握，更何况年轻、涉世未深的编辑记者。我们进入报社的时候大都年轻气盛，对社会和职业的看法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也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自己像新闻学院老师要求的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接受和认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游走在体制之外，像是临时工，根本不被所谓‘主流社会’的人们所承认，甚至还会被一些体制内的人们所歧视。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在乎，但我们在乎自己的生活。你们知道，作为一名聘用制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没有保障。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今天是个记者，明天犯个不该犯的小错误、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即使做得很优秀当上了部门主任又怎么样，仍然是个临时工，仍然可能朝不保夕。在这种惶恐的心态下，做事难免乱了分寸。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失望的时候，难免受到那些‘潜规则’的影响，做一些我们原本不屑也不敢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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