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48)

四八

　　“他不知道，但我告诉他了。他听了以后很震惊，当然也很遗憾。”萧原说，“我问他知不知道崔哲挪用了那笔捐款，他说不知道。但他告诉我，他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他说，那天中午他走进崔哲的办公室时，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男人。当他把那笔捐款交给崔哲的时候，又发现崔哲神色紧张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徐浩认识那个男人吗？”我对那个神秘的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也许他就是那个能够破解秘密的人。

　　“他说不认识，只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怀疑崔哲挪用那笔钱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萧原困惑地摇了摇头，“不过，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我同意。

　　接着，萧原把话题转向了我：“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又怕刺伤你的自尊心，所以我一直没有问。”

　　“你问吧，知无不言。”我说。对我来说，自尊已经不再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了。

　　“我知道你以前当过记者，我还看过你以前写的报道。”萧原迟疑了一下，接着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变成接线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我有机会就会详细地把它说给你听。现在有一个人对它表现出了兴趣，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它在我心里埋得太久了。每当我想起它，就会感到一种被侮辱却又无力反抗的心痛。

　　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不会选择当接线员。当然，这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当我别无选择的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我的生活智慧。这样的智慧你可能早已经从某一本书上读到过，但它却是我在压力之下悟出的。

　　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北方时报》当上了一个记者。那时候，崔哲还是一个普通记者，他比我大一岁，因此算得上是我的“兄长”。在我进入报社的前几年时间里，我曾经与他保持着非常友善的同事关系，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领了一条新闻线索，并且一起出外采访。

　　那是一次关于一个知名家电企业的采访。那个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在顾客把那些包换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冰箱送回来之后，技术人员对它们进行了一番修理并翻新改造。随后，它们又以“新冰箱”的面目出现在商场的柜台上。

　　一个细心的顾客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且在给报社打电话之前做了一些前期调查——他找到了那个专门对“问题冰箱”进行修理和翻新改造的维修部。

　　我和崔哲对此事进行了10多天的调查，掌握了以下证据：

　　1、那个顾客提供的一台“新”冰箱样本，其内部元件有明显的翻修痕迹。

　　2、电器维修专家对这台冰箱的鉴定，证实这是一台维修后翻新的旧冰箱。

　　3、电器商场负责人承认，那台“问题冰箱”是从他们那里售出的，同时承认进货渠道把关不严。

　　4、崔哲想办法偷拍到的照片，上面显示了维修部员工将旧冰箱翻新的工作流程。

　　5、照片上的维修部员工之一在压力之下提供的证词，他证明维修部经常那样干。

　　6、那个家电企业售后服务部经理对此事的解释：他认为这是那个维修部的个体行为，并且承认管理失职。

　　7、维修部经理对此的解释：他承认照片上的工人是他们的员工，但他认为这是那些工人的个体行为，并且承认管理失职。

　　调查结束之后，我们把所掌握的证据提交给了那个家电企业的负责人，希望他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那个负责人很沮丧，但他告诉我们，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他叫住了我们，问我们写一篇稿子能挣多少稿费。

　　我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再次准备离开时，那个负责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人民币，他告诉我们那是2万元钱，并且希望用它来交换我们准备撰写的那篇报道。

　　我承认，我当时确实动过心，我用最短的时间暗暗估算了一下：那篇报道大概能写6000字左右，当时报社里执行的稿酬标准是300元/千字。这意味着，我们的稿酬在1800元左右。如果那篇报道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也许我们会获得一些报社的奖励，比如被评为“优秀记者”而获得1000元奖金。但无论如何，那样一篇报道不能为我们换来2万块钱。

　　崔哲显然也动了心。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低头想了想，然后走过去跟那个负责人耳语了几句，接着就成交了——他从对方手里接过了那笔钱。

　　在回报社的路上，崔哲一直试图说服我跟他平分那笔钱，并且希望我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我对此感到恐惧，所以我希望他把钱还给那个企业负责人，继续报道那件事。

　　为了这件事，我们当天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我拒绝了他的第一个要求，但答应了第二个。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并没有从那件事情获得一分钱，但我也没有去做一个“告密者”——在崔哲对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说那件事情证据不足所以无法继续报道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

　　我要说明的是，我拒绝那笔钱，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新闻理想和道德水准，我只是感到恐惧。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恐惧什么，也许是担心事情败露失去这份工作，也许是担心因此而承担牢狱之灾……总之，我就是感到恐惧。

　　这件事情在我和崔哲之间造成了隔阂，我们各自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从此不再一起采访，甚至从此不在一起聊天。即使是在报社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充满了对崔哲的警惕和敌意，我在崔哲的眼睛里也看到了一样的东西。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曹老头”嫖娼的故事，崔哲因为那一系列报道获得报社嘉奖并且登上了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之后，我知道我的厄运开始了。

　　崔哲上任后出台了一系列部门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清退一部分不适合当记者的同志”的改革目标。他为这个目标专门拟定了一个“执行办法”：由他为每个记者发表的每篇报道打分，月底积分最低者将自动退出记者队伍。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