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10)

一〇

　　“这怎么是敲诈呢？那笔钱本来就是捐给我孙女儿的。你把钱给我，我就下来。”老太太说。我发现她已经流泪了。

　　周自恒显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眼下的困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场面又一次僵持住了。

　　这时候，老太太脸上的表情更焦躁了，她用力地摇动着窗格，大声喊道：“你们再不把钱给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接着，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老天才知道那根窗格为什么会突然折断，她失去了重心，一头栽了下去……我听到她在从那扇窗户前消失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惊叫，接着又听到我周围的人群里发出的几声惊叫。

　　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我呆在原地迈不动腿。直到我感觉自己能走时，才颤抖着挤到窗边。往下看去，我感觉到了一种人在高处的晕眩和抑制不住的心悸。接着，我看到楼下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里被砸出了一个坑，老太太脸朝下躺在坑里一动不动，脑袋一侧有一片血迹。不远处，飘落着那面锦旗。两个男人从几米外的保安亭里跑出来，他们走到老太太跟前看了看，又抬起头来向楼上张望……

　　风挟着雪花打在我的脸上，但我当时丝毫感觉不出来寒冷。我想，那个时候，对于寒冷我已经没有知觉了。但我的听觉还在，我听到附近的居民楼里有人在放鞭炮，仿佛在提醒着人们春节的气氛还未散去……

　　说到这里时，我停顿了一下，想看看萧原的反应。我看到萧原紧咬嘴唇，我知道这个故事使他感到震惊了。

　　“接下来……”萧原开口了，但他好像突然忘了自己要问什么，他又低头想了想，接着问道：“崔哲干了什么？”

　　我说，崔哲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他立即安排了一名采访车司机把周自恒送出大楼，并且在走向电梯间之前告诫所有人，必须把事发时周自恒在场的消息“烂在肚子里”。

　　我还记得，周自恒在崔哲和司机的护送下走进了电梯厢，但很快他又退了出来，对心有余悸的我们说：“如果发现谁对外乱说这件事，严惩不怠。”然后，他迅速转身钻进电梯厢里离开了。

　　听到那句话时，我明显感到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女接线员身体抖动了一下，就像触电那样。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会对报社形象有所损害，所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它尽可能被掩盖在本报员工的范围内。我说过，掩盖丑闻大概是人的本能。退一步说，即使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周自恒也可以说他当时并不在场，从而逃脱报业集团领导追问下来的责任。我听说，周自恒当时正在争取报业集团编委会的一个席位。这已经是他为此进行的第二次努力。他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前途。

　　医院的急救车很快就赶到了。我希望有奇迹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甚至开始想象，老太太只是受了伤流了一些血，但她并没有死亡，或者半空中有东西拦住了她，减轻了她落地时的力量。

　　但事实是：并没有奇迹。想一想，61岁的老人，17层高楼，重力和加速度……老太太当时就死了。

　　我后来听楼下的保安说，医生赶到后很快宣布了她已经死亡的消息。急救车司机下车刚把香烟点燃，就被医生催促着离开了。

　　这时候，崔哲搭电梯到了楼下。他对正在现场拉警戒线的警察说，这件事太偶然了，或者说太巧了。

　　听起来事情确实很巧。我后来听说，那扇窗户几天前就已经坏了。清洁工在前一天下午擦窗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隐患，并且及时地向大楼物业报告了。物业严格按程序填写了维修单，并且安排维修工第二天上午把它修好。但维修工那天早晨迟到了。据说那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工人，几乎从来没有迟到过。但那一天他确实迟到了。也许他前一天晚上因为熬夜看球赛睡得太晚了，也许那天早晨半路堵车他也无可奈何，也许……总之，他迟到了，那个老太太在他赶到报社之前爬上了窗台。

　　我记得维修工赶到之后显得非常紧张。他一再声称，绝没有想到会有人爬上窗台，否则他会在上面贴一张字条，说明窗户已经坏了，让大家小心。

　　不管怎样，老太太就这样死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许多死亡发生前后，都会有一些偶然伴随。警察在驱散围观者时说，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跟随警察去录口供时，崔哲并没有把9万元读者捐款的故事讲给警察听，只说老太太以跳楼为要挟向报社敲诈钱财，不料发生了意外。回到报社之后，崔哲又把当时在场的人们召集起来，告诉我们如果警察再次问起此事，统一按他的“口径”回答。

　　后来，有几个警察专门为此事来报社找了几个人提问。当然，包括韩振东在内的那几个人都是崔哲向警察推荐的。我听说，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遵从了崔哲的吩咐。

　　警方很快就结案了——这是一次意外，而意外的起因是老太太试图敲诈报社。

　　除了老太太的生命之外，这次意外的另一个损失是：老太太坠落的过程中撞到了悬挂在大楼外墙上的一个霓虹大字——“北方日报报业集团”中的一个“报”字。在这件事情过后的一周时间里，那个字到了晚上都不会亮，直到它被修好。

　　当老太太砸出的那个坑再次被积雪覆盖之后，这个不幸的故事也有了一个结局——小雨的姑姑吴敏来到报社，崔哲把9万多元交给了她。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何松涛告诉我，除了与吴敏合拍了一张照片之外，崔哲并没有办任何“手续”。

　　第二天，我在本报的社会新闻版上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崔哲正将厚厚一叠钱交给了吴敏——崔哲笑容满面，而吴敏神情黯然。照片旁边有一条大约300字的短消息，标题是《读者捐款悉数交到小雨亲属手中》。

　　就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宣布：“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自寻烦恼，这种找读者掏腰包的事情一律不再报道。”

　　崔哲是沮丧的。我理解他的沮丧，出于善意却换来一场悲剧，没有人不为此感到沮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崔哲为什么从此放弃了他的善意？

　　此后，报社里再没有人公开提起过小雨，关于小雨的命运也再没有记者去关心。或许他们愿意关心但心存犹疑。总之，这件事情就这样在尴尬和沉默中落幕了。

　　“报社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萧原问道，“有没有人因此受到处罚？”

　　“有一个，他被开除了。”我说。

　　“谁？”萧原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那个物业维修工。”我说。

　　萧原眼睛里的期待消失了。他叹了一口气，接着问道：“当时有没有其它报纸报道这件事情？”

　　我记得没有，于是我说没有。我还告诉萧原，其实，在老太太坠楼之后，曾经有本市另一家报社《都市早报》的两个记者赶到现场。他们试图找崔哲谈谈，但崔哲显然并不想再谈起这件事，他让保安把对方拒之门外。据说，当那两个记者后来打电话给崔哲欲问个究竟时，他希望对方能够遵守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萧原突然插进来一个问题：“什么是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我想我有必要向这个新同事讲解一些圈子里的“规矩”，以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少犯些错误。简单地说，“潜规则”是指媒体之间应该和平相处，而不应该让同行感到难堪，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会遇到难堪的事情。

　　《都市早报》并没有让本报难堪。在第二天的同城所有报纸上，只字未提这件事情，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有些人不能就这样当它没有发生过。不久，报社里就有一些人辞职了，其中包括徐浩和另外一个事发时在场的编辑。

　　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当时站在我身边颤抖的女接线员，她叫陈敬，她也辞职了。我相信他们曾经在一起议论过这件事，并且最终共同决定离开报社。在交给周自恒签字的辞呈中，他们众口一辞地说想去尝试另一份新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说那份新的工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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