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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士心的母亲望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明显比自己年轻很多岁的老师，犹豫着点点头。她没有主见，穷困使她无论什么时候仅仅担心家里的生计，其余的事情根本顾不上考虑，甚至连孩子生病的时候也仅仅是吃几片药硬生生扛过去，从来都不去医院看看。刚来省城的那一年，最小的儿子脚上生了冻疮，一整个冬天小脚丫都肿得如同一块番薯，不停地往外面流着脓血，除了涂抹一点红霉素软膏之外，她没有在意，依旧每天忙着扫大街，摆那个给人家称体重的小摊子。直到那一年春节刚刚过去的一个傍晚，她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儿子张士心抱着弟弟站在小巷口上等待娘亲回来，小儿子面色苍白，气若游丝，小半截舌头露在嘴巴外面变成了绛紫色。那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摆摊，她的小儿子在冰凉的床头躺了一天，身子底下尿了一摊很大很大的尿。那孩子五岁以来第一次尿床，也是最后一次。她撕心裂肺地呼喊，抱着孩子疯了一样冲到车站，在开往城区的惟一的一趟公共汽车车站上连天价号叫，希望那些疯狂挤车的人能让她先上车，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个疯子一样披头散发的女人。 　　第二天清晨，她和丈夫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走过冰雪飘飞的长街，走向火葬场，泪水冻结在脸上，一点都不冷，心如同被绞碎一样痛得她呼吸困难。孩子太小了，烧掉之后连一丝骨灰也没有剩下，剩下的只有清晨火葬场上空凄厉的哭声和一缕白烟。那孩子死于败血症，脚上的冻疮最终夺走了孩子的命，也榨干了母亲所有的泪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决心再也不耽误孩子的病，但在清贫的生活面前，这样的决心同样软弱无力，小女儿士萍有一阵子天天发烧，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奄奄一息，她又呼号着把女儿送到了医院。如果再耽误一两天，肺结核就夺走了士萍的命。现在，面对孩子上学，在本来就艰难到了极点的生活和孩子前途面前，她不知道怎样选择。实际上，就算她很明白该怎样选择，她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本来应该做出的选择。她不能随随便便给孩子一个承诺，因为她作为母亲，不能把给孩子的承诺变成现实。 　　孩子上了十二年学，除了最初的那几年，之后就连铅笔也不曾朝母亲要过一根。一管钢笔从小学用到高三，不知道是否还能很顺当地用，但她不止一次看见那支散头钢笔在儿子的中指上垫出了一个厚厚的茧子，漏出来的墨水常常把孩子的手染成蓝色。她从来没过问孩子的学习，也不知道高中上学每年还要交纳几十块的学费，儿子没要过，她也没问过，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问，她害怕学校没完没了地收钱。 　　但她深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从十九岁有了第一个孩子，二十年过去之后，儿子都二十岁了，她几乎没打过孩子，连责骂都很少有过。除了唠叨，她就只会默默付出。她不认为那样的付出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行为，在她看来，那仅仅是自己的本分，一个母亲的本分，一个妻子的本分。 　　“去考试吧！”她对儿子说，默默望着儿子的脸。一段时间不间断地摆摊下来，儿子明显地黑了很多，头发也长了。但在儿子脸上看不出任何关于他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我知道你不甘心，娘也不甘心。去考吧，考完了再说。”她说。 　　儿子点点头：“嗯！到时候我去考。现在我摆摊，妹妹一定要上学，我也想上学。” 　　6 　　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就连这个地处青藏高原的小城市也弥漫着热滚滚的气流，空气就像每一个要考试的孩子的心一样沸腾着。张士心就在这样焦灼的空气里参加了高考。他的中山装口袋里还装着一支弹弓。这支弹弓是他在摆摊的时候花了两天时间做好的。那一阵子母亲气管炎犯了，天天不住地咳嗽，嗓子里发出沙哑的吼吼声。士心不断地催母亲去看看，母亲坚持不肯去。士心专门询问了周末在街头义务咨询的专家，听从专家的意见给母亲买了一点蜂蜜和陈皮，熬成糖水给母亲喝，但似乎没什么疗效。后来还是王老师告诉他，在一只母鸡的肚子里装上鸽子，鸽子肚子里装上几只麻雀，再加上几味中药材，炖出来喝汤就可以治疗气管炎。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支弹弓，他要利用从考场出来的那点空闲的时间打几只麻雀给母亲治病。 　　十几年的学校生活里他已经习惯了考试，也根本没有把高考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次决定人一生命运的考试跟平常的小考试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他很快就交卷出来了。在他内心深处甚至有一种奇怪的想法，那就是自己根本什么也考不上，那样就没什么好埋怨的了，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他需要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埋头劳动供三个妹妹念书。如果三个妹妹都能够顺利地上完大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他来说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在写作文的时候，他忽然摸到了自己口袋里的弹弓，那个瞬间就想起了往昔很多很多事情，想起了几年前还扎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的母亲，想起了今天已经佝偻着身子在大街上挥汗如雨地打扫卫生的母亲，想起了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想起了年幼但是很懂事的妹妹，也想起了因为贫穷耽误了治疗最终因为脚上的一枚冻疮而早早死去的弟弟。20年艰难的人生岁月点点滴滴在他面前一闪而过，他忽然觉得很感动，有一种想趴在桌上哭一场的冲动。清贫什么也没有给他，却给了他太多太多的爱和感动。他收住了就要溢出眼眶的泪水，用那支正从裂缝中往外渗着墨水的旧钢笔写下了自己的家，自己的爱，自己对大学的向往。没有料到的是，这一篇文章在当年的高考中成了全省惟一的一篇满分作文。连续两个多月没有去学校上课，但他仍然取得了语文单科全省第二名和全省文科五十名的成绩。 　　考完语文出来，士心在学校门口的一座花园里打麻雀。不多时间就打到了四五只，已经足够给母亲炖一锅汤了。他提着麻雀走出花园，看见王老师坐在花园边上的长椅上等待她的学生考试结束，身边还站着几个提前出来的学生，都低着头，似乎在接受老师的批评。 　　王老师果然在批评那些学生，但士心走过去之后王老师就什么也不说了，看看他手里的麻雀，老师就明白了。 　　“也不急于一时啊！”她笑着说，“考完了再打。”她本不想问，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考得好么？” 　　“还好。”士心淡淡地说，“能及格。” 　　第二天的考试结束之后，从考场出来的孩子们把手里的课本撕得粉碎，抛到半空中，破碎的书本纷纷扬扬撒下来，预示着这些孩子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不知道应该欢笑还是应该流泪。但士心顾不上欢笑也顾不上流泪，尽管他知道妹妹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但他必须在剩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更加努力地赚钱，给妹妹准备足够的学费。所以他没怎么想就接着摆摊儿了。两天之后，妹妹接替了他，他通过同学的介绍走进了一个建筑工地，成了一个小工。 　　7 　　张士心劳动的开端开始于五岁那年冬天年关将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劳动，但他喜欢劳动带来的那种成就感。那一年他跟着村子里的几个大孩子到村外戈壁上捡拾动物的遗骨。地处青藏高原的家乡到处可以看见成群的羚羊和黄羊，每年都有很多动物死去，遗体就被戈壁上凛冽的风吹成一堆枯骨，孩子们每年都要到野外去把那些动物的遗骨捡回来卖给供销社，可以换回来很多糖果和家用的东西。那一年士心跟着大孩子们跑了几天，得到了一块六毛八分钱，他用这笔巨款给父亲买了两包“青松”牌卷烟，给母亲买了两把棉线，给妹妹买了一根扎头的红绸带，还给自己买了一包一百响的鞭炮，过年的时候噼噼啪啪地过足了瘾。母亲毫不吝啬地夸奖了他，他把小脸蛋笑成酡红，像一个小人书上的勇士一样挺着胸膛站在母亲面前，手上脚上的冻疮又痛又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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