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与天堂一步之遥(14)_昨日云端

一四

　　威廉回信告诉我，我确实是个美好的女孩，我的美好来自内心，我也会得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但是他不能再和我联系，他需要尊重现在的恋人。

　　我看完邮件，寒心地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和过去的邮件。曾经我们是那么快乐，曾经我那么肯定地告诉自己，这就是我要找的可以相伴一生的人，然而他就这样从我生活中迅速消失，给我带来难以弥合的隐痛，对爱情已经失去判断和憧憬的隐痛。我不知道什么可以期待，什么不可以；不知道爱情什么时候会伤到别人，什么时候会伤到自己。

　　这次到柏林，我待了好几天，却什么都没做。最后叹了口气，抓起行囊，踏上了去慕尼黑的火车。

　　这时节在欧洲旅行的，有大半都是来自美国的高中生。他们很友好很可爱。在柏林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遇到几个美国男孩子。他们热情地和我搭话，知道我独自旅行，就关心地问我有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提醒我要防小偷，然后每个人都向我展示了他们各自的藏钱秘籍。他们有的掀起自己的T恤衫给我看贴身的钱囊，有的差点解下裤带。在他们淳朴热情的感染下，我也向他们展示了我藏钱的地方——其实就是我穿的那条流浪裤的八个口袋，我所有的金银细软和重要证件都均匀散放在裤子的八个不同口袋里——我想，就算小偷有三只手，至少还能给我留下另五只口袋里的钱和至少一张信用卡。

　　第一次住进bagpacker青年旅社，我回屋时看见一个日本男孩子和一个意大利女孩子在聊天。我吓一跳，心想这么晚了，这女孩子还有访客，真不合适。于是我翻着书耐心地等那男孩子离开再去浴室洗漱。但是过了好久，那男孩子都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实在忍不住了，悄悄问女孩子：“他什么时候走啊？”意大利女孩子诧异地看着我：“为什么要走啊？今晚他都不走了，明天早晨退房。”我傻眼了，下去找前台投诉时才知道青年旅社一般都是男女混居的，他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可以。事实上，几天下来后，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有几次，同屋的室友通宵不归，就剩我和另外一个男孩子独处。有时是意大利的男孩子，有时是美国的，各自找一张床，拉了灯，边聊天边进入梦乡。心无旁骛，纯洁坦荡，这种体验几乎是我以前不可想象的。回来和朋友们说起这段，他们总是逼我招供艳遇。我总是红着脸梗着脖子老老实实说：“没有，就是没有！”虽然承认这点是挺没面子的事情，但是确实就是没有。那时节，好像不盛产艳遇。

　　我在参加一个bicycle tour时遇到一个温柔文雅的加拿大籍法国人，名叫让·马克，来自蒙特利尔，在加拿大银行做投资分析师。

　　一天的行程结束后，他找借口跟着我，逛街买火车票吃冰激凌上网吧——他的借口就是，无论我说打算做什么，他都说：“哎！恰好我也要去！”直到夜深，我要做的事情和所有他恰好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而且他恰好酒店就在我酒店附近，所以他一直把我送到酒店门口。我站在那里不动了，说：“我要回房间了。”幸好他没说他恰好也要回我酒店的房间，于是大家道晚安，拜拜。

　　道别时，我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他第二天会去瑞士，而我的下一站是奥地利。这是我在旅途中唯一交换过联系方式的旅伴。人和人之间的关联有时是奇异的，我们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开玩笑说，或许我会去中国看你。我当时没有当真，笑着说，如果来中国，我可以借我家沙发给你住。当然，我没有想到，半年多后，这个人就真的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也真的把沙发腾了出来给他睡。

　　在行程最后几天里，我又回到了汉堡，和家人安静地待了一些日子。那个古老的Himmelpforten小镇，安静优美得不可思议。我每天与家人一起喝茶聊天，闲适安宁得真如世外仙境一般。

　　Chapter 5 不管饱的精神安慰

　　终于还是要回到北京。北京有我的生活，我的朋友，还有我抓不住焐不暖的爱情。那个男人，终究还是让我放不下。

　　我的手机在国外的时候都是关机的。事实上我也没有设置漫游，只把国外的电话留给了几个朋友和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除此几乎和北京失去了联系。我甚至没有给安迪留下德国的联系方式，我觉得他不在乎我，或者说他顾不上在乎我。

　　刚下飞机，打开北京的手机，短信铺天盖地，都是安迪的。他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颤，他到底还是记挂着我的。

　　我还没来得及倒个像样的时差，就开始张罗学校的一个酒会，这也是我匆匆从德国返回的原因之一。为欢迎商学院院长来中国，我们要在嘉里中心的九龙花园做一个盛大的酒会。

　　酒会前几个小时，我应约去新公司开了个会。我感觉有点不好，因为第二天才是我正式的first day。忽然约我去开会，而且不告诉我谁和我开会，还有为什么要见面。

　　到了会议室，我开始知道事情的严峻性。一个冷漠强悍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新接手这个业务部门的，你以后向我汇报。”原来在我度假期间，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人事变动，以前的负责人和区域执行董事已经双双辞职，但是并没有人通知我。

　　我的新老板其实职位和我平级，在我没有入职的期间，她临时接替我的部门。因为群龙无首，她无论年龄还是工作经验都比我长，而且没有一个更高的老板在北京，所以很自然我需要向她汇报。

　　她看着我冷冷地说：“招聘你进来的两个人都走了。老实说，我不了解你，不了解你的长处和胜任这个职位的理由。部门动荡很厉害，业务很难做。你还没有正式来报到，还有反悔的余地，可以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我冷静地看着她说：“这些变化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所有的职业选择都要面对新环境的挑战，我有心理准备。”

　　她见一句话没有吓退我，继续说：“我过两天要休年假。你是否考虑等我休年假回来后再报到？这样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开始。我在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安排你的入职适应期，部门情绪到时候也会稳定一些了。”

　　我问：“你的年假需要休多少天？”

　　她说：“二十天。”

　　“如果我按期入职，行政准备上有没有问题？”

　　“那些没问题。主要是部门内部情绪的问题。”

　　我说：“我考虑一下，下午答复你。”

　　她说：“好，我希望你等我回来后再入职。如果我不在，直接通知秘书就好。”然后合上文件夹，冷冷地道别。

　　从公司出来，我内心的预感更加不好，心凉到极点。我很明显遇到了最不走运的一个职业新开始，形势错综复杂，我感受到了明显的敌意。

　　我给安迪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他从没有这样担心过我。他说他知道美国公司的风格，这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开始。他问我：“你还有回头的余地吗？”

　　我说：“没有。”

　　他说：“宝贝，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份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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