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录(100)_邵伯温

一〇〇

　　英宗即位，侍御史吕诲献可言欧阳修首建邪议，推尊濮安懿王，有累圣德；并劾韩琦、曾公亮、赵概。积十余章，不从。乞自贬，又十余章，率其属以御史敕告纳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

　　出知蕲州，徙晋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上更衣复坐，以次赞引。献可待对于崇政，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亦趋赞善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何所言？”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也。”

　　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矣！”

　　温公又谕之曰：“与公相知，有所怀不敢不尽。未见其不善之迹，遽论之不可。”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耳。苟非其人，则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乃各趋以去。温公自经筵退，默坐玉堂，终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疏说者，多以为太过。未几，中书省置三司条例司，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始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私立条目，颁于四方，妄引《周官》，以实诛赏。辅弼异议不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则谴黜从之。所用皆怆薄少年，天下骚然。于是昔之怀疑者始愧仰叹服，以献可为知人。温公与安石相论辩尤力。神宗欲两用之，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不拜。以三书抵安石，冀其或听而改也。安石如故所为，终不听，乃绝交。温公既出，退居于洛，每慨然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

　　献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邓州。康节先公与献可善，方献可初赴召，康节与论天下事，至献可谪官，无一不如所言者。故献可之为邓州也，康节寄以诗云：“一别星霜二纪中，升沉音问不相通。林间谈笑须归我，天下安危且系公。万乘几前当蹇谔，百花洲上略相从。不知月白风清夜，能忆伊川旧钓翁？”献可和云：“冥冥鸿羽在云天，邈阻风音已廿年。不谓圣朝求治理，尚容遗逸卧林泉。羡君自有随时乐，顾我官闲饱昼眠。应笑无成三黜后，病衰方始赋归田。”献可寻请宫祠归洛，温公、康节日相往来。

　　献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难行步。非舐惮跖盭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

　　盖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节日就卧内问疾，献可所言，皆天下国家之事，忧愤不能忘，未尝一语及其私也。一日手书托温公以墓铭，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故温公志其墓，论献可为中丞时，则曰：“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才，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于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及，抗章条其过失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庙堂，必无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志未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既见其文，仲通复迟回不敢书。时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书之。仲通又阴祝献可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时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访，置司西都。天申厚赂镌工，得本以献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挂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献可忍死谓温公以“天下尚可为，当自爱”，后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献可不及见矣，天下诵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

　　记其先人之言也。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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