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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议论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佑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羣议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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