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文学类1

文学类1

　　◎文学最盛之原因

　　爱新觉罗氏自太祖肇基东土，至世祖入主中夏，传十帝，历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学之盛，所以能轶明超元，上驾宋唐，追踪两汉者，盖有六大原因焉。一，由于开国之初，创制满洲文字，译述汉人典籍，而满人之文化开。二，由于信任汉人，用范文程之议，特选士于盛京，而汉人之文教行。三，由于入关以后，一时文学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遗老，即世祖、圣祖两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学宏词科诸人，其人以理学、经学、史学、诗词、骈散文名家者，亦率为明代所遗，而孙奇逢、顾炎武诸儒隐匿山林，又复勤于撰着，模范后学。四，由于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圣祖尤聪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风。五，由于诏天下设立书院，作育人才。六，由于秘府广储书籍，并建七阅分贮，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学，至是而遂极其盛也。

　　七阁者：文渊在大内，文源在圆明园，文津在热河，文溯在奉天，文汇在扬州大观堂，文宗在镇江金山寺，文澜在杭州西湖之行宫。

　　◎高宗天语典雅

　　高宗稽古右文，天语典雅。乾隆庚戌四月东巡，遣官祭周尹吉甫墓，并垂问吉甫子孙。途次适南熏徐来，上语侍臣曰：“此即《诗》所谓‘穆如清风’也。”

　　◎宗潢多嗜文学

　　宗潢颇多嗜文学者，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风雅，而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臞仙将军永忠，樗仙将军书诚，嵩山将军永㥣，遂相继而起。紫幢从王文简公士祯游，辞爵读书，为士林所重。查编修慎行序其集，称之曰“宗室高人”。雍正时卒。

　　◎八旗文士之开山

　　赛图字麟阁，崇德辛巳科目解元。幼贫，尝爇马通以读书，尤好为诗，满洲文学之开，实自赛始。其同榜举人鄂貌图，后官参政，有《北海集》；汉军卞三元，后官云贵总督，有《公余诗草》，皆八旗文字之最先者。至阿什坦，（题名碑作“何锡谈”。）为完颜氏苗裔，顺治壬辰进士，翻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圣祖尝召问经义，称为我朝大儒。

　　又侍郎布泰阶平褒不由科目出身，克敦实学。侍讲德格勒，有学行，与徐文定公元梦同为李文贞公光地所荐。纳兰成文絅斋为文贞高足，与修《周易折中》。辽阳宁完我，天聪初官参将，后闲废，顺治初，起为学士，擢内宏文院大学士，为《明史》副总裁，康熙乙巳卒，谥文毅。

　　三元有《祭少司马范公》文、《重修盘江铁桥碑记》，一则规仿昌黎，一则力摹子厚，皆能得其气息。什坦有《重经史以养人才疏》，冲夷恬淡，简要不烦，文品尤高。完我有《请立言官疏》，立范运衡，洞明体要。所有均采录于《八旗文经》也。

　　◎蒙古儒士通文艺

　　敖汉部落，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额驸彭楚克林沁，尚简亲王郡主，通文艺，熟习辽、金、元事。尝与裘文达公曰修谈三史，裘为瞠目。高宗呼之曰“敖汉先生”。彭既习汉俗，不乐居本土，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邸。

　　◎严又陵之文学

　　海通以来，输入泰西学说。同、光间，游学欧美之人，日有增益，于是吾国士林，始知今世界所称文学有广狭二义，不仅如旧称文学为孔门四科之一，专就文章博学而言也。

　　广义赅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言之，亦谓之文的科学，侯官严又陵观察复足以当之，即如京师大学所设文科，学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亦可见之。狭义则与哲学、科学相对峙，专以散文、韵文言之。

　　◎杨古酝文学

　　娄县杨古酝大令葆光幼承母教，工诗古文辞。同治癸酉，客保定，居莲池书院，与修《畿辅通志》。光绪时，以县丞次浙江，旋擢知县。上官倒屣，僚友折节，皆以其文学也。

　　所著有《苏庵文诗词集》，类皆湛然以清，夷然以和，曹子建所谓“俨乎若泰山，勃乎若浮云”者，其庶几焉。

　　◎石绮湘工文学

　　粤寇石达开有女，名绮湘，年十九，聪慧工文学，姿态轶尘俗。尝至绮红院观乐，诸女皆失色。院为杨秀清辈蓄妓之所也。洪秀全尝求为太子妃，达开以福瑱非令主，不允。

　　或曰，达开初有一子二女，二夭死，存者祇次女筠照耳。金陵下后，年才十七，飘然若仙。达开引兵独出，筠照日侍秀全，甚爱怜之。及官兵压城，筠照变服遁走，至锡山为丐妇，人无知其为石氏女者，后竟以寒饿死。好事者葬之于斗门，筠照殆即绮湘也。

　　◎文字

　　汉文之源，始于契书，（如八卦画。）指事而已。稍后乃有象形。（或同时并起。）不足，继之以会意，谐声。犹不足，终之以转注，借，而六书备矣。指事，象形最单纯，谓之文。会意以下四类，乃孳乳相生，谓之字。在于竹帛，谓之书。六书有古文、大小篆之别，然删除重复，约仅九千余字。至秦，始变隶书。至汉，又有章草。盖文化愈进，事物日繁，篆籀书写，太费日力，不适于用，渐趋简易，自然之势也。

　　唐初，佛经入中土，我国文字遂受小挫。犹幸佛经名词，终未通用，故汉文得以保留至今。自是历代通俗杜撰，辗转附益，字书乃多至四万余字。然寻常日用，率不过三四千字而已。

　　光、宣之交，译学大昌。好学之士，于汉文之外，分习英、法、德、俄、日诸国之今文，更进而兼习希伯来、希腊、辣丁之古文，以推阐中外古今之物理，而观其会通。其译自日本文者，连篇累牍，虽有我国之可替者，亦舍而不用矣。

　　◎中外文字之比较

　　文字孳乳，以西洋为最速，我国为最迟。或即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似未可据为典要也。我国文字，自苍颉造字至汉许氏《说文》，其数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后则历代皆有增加，至《康熙字典》，仅得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计之，则平均所增，岁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泰西各国文字，其孳乳之迟速，有不可同日而语者。兹即以英国考之，在十七世纪之末，通用字典仅五千余字，今则已达四十五万有奇。其文字孳乳之速，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然谓其为多字之国则可，谓其文字之增加，即为一国文化进步之特征，似尚有说焉。试即中外文字增加迟速之故而详考之，知文字多寡，未可与一国之文化为比例也。

　　夫我国文字，今不过四万有奇，识者以为少，固矣。然此四万余字中，人所习用者，亦惟三四千字。以此三四千字作为文章，意无不达，言无不足，而无周转缺乏之患，此其故何哉？盖以我国文字与泰西异，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及六书之变化，故字少而周于用，与夫泰西之一字一义、一物一名者有间矣。（泰西虽亦有一字数义者，然多见于动字，其它名词为数甚少。）姑举一二例以比较之，如一二三四等之数目字，我国由一以至万，所用之字，去其同者，仅十三字足以代之。若英文则需二十九字，法文则需二十三字，其它各国或倍之，或数倍之，要未如我国字之简而显者也。（盖数目字以我国为最简，尤以我国为最明了。法虽少于英，较英尤拉杂累赘。如曰九十，彼不直曰九十，而曰四二十十。盖四个二十合为八十，再加十则为九十也。此等文义，在他国人闻之，非精于数学者不能遽辨。）此其一也。又泰西文字，凡一物，则多锡以专名。夫天下万物本无穷尽，若一一锡以专名，虽数千万字，亦有时而穷，殊不若我国之累而成文，用字少而名物多也。兹任举一字以为喻，如皮毛之“皮”字，在我国则可用作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等。即以一“皮”字为名词，而以“书”、“树”等字为形容词，字少而义赅。在西洋则皮字为一名词，书、树、地、象、羊各为一名词，而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等又各为一名词。即以上数词计之，在我国仅用六字，即皮、书、树、地、羊、象六字而已。在泰西则需十一字矣。（即皮、书、树、地、象、羊、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英、法、德皆然。）此又其一也。

　　匪特此也，英国之形容词、动词，或以形容程度之不同，或以动作时候之不同，每字皆有三变体。（动字有时则有四变体、五变体者。）既因时候之不同，复因发言之人及双单数而各异。如是非之“是”字，在我国，固无论时候之迁移，发言人为谁何，及是否为双数、单数，概用一“是”字而已。英国一“是”字，则有八体。如be, is, am, was, were, been, are, art。译义同为一“是”字，乃因时候异，数目异，言者异，于是字之形体，亦因之而异矣。我国虽亦间有此例，如《尔雅》“初哉首基”十六字，皆训为“始”。然其用则甚宽广，不以时间数目限制之也。且加以假借、引伸，复不能以一“始”义缚束之也。其它欧西各国，与英国略同，字虽一义，而其因时候、数目、阴阳及发言人种种关系，字形即有若干之变体，德、法较英为尤甚。此虽为泰西各国文字之妙用，然其字数之多，亦其一大原因也。

　　且我国文人好用古字，故每为文，常搜罗古书中之僻字而用之，以为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于是皆以为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为文者也。泰西则不然，凡一代文豪，一国文章事业即任其操纵，文法、字体，凡出于文豪之改变者，举国莫不遵之，其它皆非所问，此与我国适成反比例。文字增加迟速之故，与此亦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挽近泰西科学昌明，即科学名词一项，已达二十余万字。而此二十余万字，译为我国字，以最通习之数十字，即足以赅之，此人之所习知也。虽曰于译义容有未尽，然较诸泰西仅锡专名多无意义可寻者，犹有间焉。综此数例，知泰西文字所以多于我国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字数虽多，徒增其烦扰而已。且我国文字之妙用，尤不止此。其精粹尽在六书，六书之体备，文字之用亦备，虽历百世而不增，亦自无缺乏之患，可断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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