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1)

　　——黄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召在香港的潘汉年返回北平。刚刚完成护送大批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去东北、华北解放区任务的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便匆匆离开香港，风尘仆仆来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参与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决定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等工作。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着重谈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问题，要潘汉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帮出来捣乱等。

　　肩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潘汉年在解放了的上海开展了艰巨的社会改造工作。

　　肃特反盗，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有84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1600余人。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大批特务潜伏隐藏下来。此外，在国民党溃退前，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等地潜逃来沪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等地派遣特务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和暗杀等活动。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面临的这种情况，决定采取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陈毅市长向政法保卫机关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潘汉年根据市委、市府以及陈毅市长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卫机关负责人会议，组织落实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多项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并且会同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负责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汉年认为，肃清上海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持社会治安，保持上海的稳定，不仅要靠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威慑力量，还要依靠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策威力。

　　潘汉年是一个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领导。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镇反工作方案，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机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1949年6月中旬开始，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如国民党保密局核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

　　6月29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假冒“中共地下军第7支队”等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潘汉年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利用这些“逆用台”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利用这些“逆甩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从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109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仅1949年6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发生14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同时，还制订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到1949年12月，盗匪抢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流氓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控制着整个上海社会。

　　对于如何处理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就问起过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见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洪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听后，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等同志，先不要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要黄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洪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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