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刘真(2)

刘真(2)

　　《黑旗》是从一个对于我国经济生活与社会心理发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写起。那段历史，中国当代文学在《黑旗》以前，还很少有作家作认真的反映。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有过痛苦的创伤。农村大跃进起来后，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折腾起每一个人来快速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啥叫共产主义，英美是什么样子，就你争我抢，狂热地表态。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虚报成绩，说大话，榨干农民血汗讨好上级，瞎指挥的人步步高升，老老实实说真话，为人民群众着想顶上级的人被逼疯，被革职劳改，再经过文化革命中残酷的你争我斗，农民沦落到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境地。

　　小说中的人物各式各样，不同的身分、经历、品质组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县委米书记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带头人，骨子里却是个专横片面的封建长官。他的话就是圣旨，吹牛拍马在他那里吃得开。1958年全县的恐怖气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斗挨坏人的打，才清醒过来。这种人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高位，他们是中国社会多年来盛行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罗萍从小当八路，后来当干部，是个老右倾，从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后退。人家吹牛的数字像气泡一样往上涨，她关心农民半句假话也没有。为了农民的利益，她遭到众人的辩论也不屈服。上级给他们扣上黑旗，她把它当成布料，给穷孩子做成裤子和小帽。天大的压力顶在头上，她不畏惧。罗萍是一个真正与农民群众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形象。中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好干部和人民一道顽强地抵制黑风恶浪，才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后复苏过来。老实热情的公社书记丁尽忠，对待事业像闺女描花绣朵一样认真仔细。他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被逼疯逼傻。刘大伯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过来，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公社，他无职无权，但以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邪恶势力。在愚弄人的环境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为真理牺牲是烈士，现在说出点真理儿，就像个反革命。”刘大伯这样一个硬汉，经过历史的变迁，落到讨饭的境地。刘大伯就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中的一个。他们勤劳朴实，直言不讳，敢做敢当。他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农村不断向前的中流砥柱。

　　刘真饱含着对农民大众深厚的感情写成这篇小说。她曾说，我想说的话，一直憋在心中不能说，憋了多少年也痛苦了多少年，通过《黑旗》总算说出了一部分，透了一口气。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尽管作者很少出面，但我们在罗萍、李大伯、小冯等人身上又时时会感觉到作者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喜爱和同情，而是刘真似乎就分身在这些人身上，却又不妨碍他们各有自己的性格。这恐怕只有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并且真正同他们共命运的人才能做到。对于米书记、刘大炮，甚至很少出现的人物，刘真都不是为他们画出一张张脸谱，推出一个个概念，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刘真的新小说，发挥了她以往的艺术特长，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严肃描写中，仍然透出劳动人民那种健康的诙谐、幽默、泼辣的情趣。

　　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深处走过来的人，《好大娘》、《我和小荣》写不了那么真切，没有像《好大娘》、《我和小荣》等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的革命经历，她的爱和恨不会那样鲜明，她更不会在打倒“四人帮”后，那么早就写出像《黑旗》那样的好作品。

　　一定要见一见刘真，这对研究她的创作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见到了刘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却极有光彩。她的穿着朴素至极，可以说连半点打扮都没有。从她的目光中，从她的声音笑貌里，仿佛还能看到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中推着光头，爬山越岭，倔强勇敢，机智调皮的假小子，刘贞儿、刘清莲（刘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记，至于《黑旗》中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罗萍，与刘真本人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以后，我又见到她几次。在她那儿，听到许多难忘的故事，充实了我对这位作家——刘真的认识。

　　二

　　1930年1月26日，这是北方极寒冷的一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夏津县运河东岸的太平庄，刘真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九儿。她的大哥是后来的作家晋驼，比她大二十岁，那时，刚读完师范，流亡东北。二哥在家乡小镇的杂货铺里当学徒。家里，除了父亲都是女人，祖母、母亲、嫂嫂和她。

　　这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七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个长工，过着自给自足的庄户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织土布。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岁学纺线，十三岁会织布，读不上书。她们的文化生活几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挤进人群观看踩高跷、跑旱船，要不就是听那两出从未变换过的《后娘打孩子》、《王大娘锯大缸》。偶尔见过路来村耍猴、说大鼓的民间艺人，孩子们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刘真幸运，她比一般农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为她有一个出身穷苦、勤劳、聪明、要强的母亲，她从小便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得到了文化营养。一个个数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钻进被窝，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女儿面前的炕头上，一只手飞快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拉出长长的棉线。她一边纺线，一边教女儿背诵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纺车声，有时又牵动了母亲的思绪和幻想，她低声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讲述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和梁山好汉的传说。民间歌谣、唱词故事渐渐为幼年的刘真展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画面，中国文化，在这颗天真纯洁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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