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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溪(4)


  在柳溪发表小说《失意者》之后,她父亲从一个走街串巷卖破烂的挑筐里,用两毛钱买了一本鲁迅的《二心集》,作为对她的奖励。这本杂文集使她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的名字。柳溪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不完全明了这部作品的深邃意义,但我迷上了它。我觉得,每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文笔辛辣,寓意深刻,富有社会意义。于是我放下庐隐的作品,便如痴如迷地读起鲁迅先生的作品来。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与诅咒,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的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这时期,她一做完作业,就会阅读鲁迅的的作品《且介亭杂文》等。他们的国文课选了鲁迅的《秋夜》和《故乡》,这颇使她大开眼界:她仿佛看见闰土那银项圈在瓜园的月色下闪亮,听见那枣树叶儿在秋夜中沙沙作响,这时她才发现——原来鲁迅并不单是干预政治和社会的杂文家,而且还是文笔优美的小说作家呢!那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冬烘先生,他用最至高无上的美丽词句,眉飞色舞地褒奖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而用最粗俗的语言,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挑剔。她不同意老师对鲁迅先生的批评,但又说不出自己的理由。柳溪说:“从此以后,我就到图书馆去找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阅读。祥林嫂的不幸命运使我同情落泪,但我当时最感趣的是《社戏》。那乌篷小船,那水乡的风光,特别是躲到地里去烧豆秧的情节,简直使我着迷。我想,要是我能烧一枝豆秧吃该有多好啊!”

  柳溪说,在艺术上她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稍后,她又迷上了果戈理。她喜欢《巡按》、《死魂灵》、《狂人日记》、《密尔格拉得》以及其他短篇小说。他那幽默讽刺的文笔,含泪的微笑,对祖国热烈的爱,及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与奚落,都使她钦佩得为之倾倒。于是,她又开始向这位俄国艺术大师学习,保定古莲池图书馆成了她最迷恋、为之流连忘返的场所。

  “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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