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 上页 下页 |
杨沫(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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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的罪行。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杨沫认为她那时的作品“内容是空虚的、浮浅的,语言则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腔调。”(《红红的山丹花》后记)这四篇作品确有生活观察不深,细节描写不够,显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时的杨沫,已能驾驭文学之笔,用短篇小说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塑造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喜的第一步,显示出她的创作才能;也表明,创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青春:在战火中度过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渴望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孩子,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〇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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