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庐隐(7)

庐隐(7)

　　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当时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在她看来有着无上权威的文学教授，但这位只知道《经学通论》一类，没有写过小说的陈教授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她一气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给撕了。庐隐难过了好几天，但并没有灰心，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发表了对社会的抗议。那时，文学研究会刚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这篇小说给了他。但庐隐一直心神不安地关心着这篇小说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的作品竟在《小说月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这犹如金榜题名，“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华有了真正的土壤，陆续发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都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对封建礼教，是他们颇为一致的内容。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贯遵循这样的主张的。她也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人们常说庐隐作品的题材面窄，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她的创作却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及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曼丽》集中的《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作者的正义和不平燃烧着光明的火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也颇不多见。诚如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庐隐登上文坛之初，曾受到旧势力和文人相轻的压迫。但她没有屈服，她说“幸而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大学里，她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第一次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扶桑印影》，记载着她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和感受。据庐隐自己说，这本游记是被朋友拿去弄丢了，因又无副本，便没有得到出版。笔者信了庐隐所说，又据她写文章最怕誊清，也从不誊清，总是一稿写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创作习惯，深信她损失了这部旅日游记。但据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云，《扶桑印影》载当时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庐隐所忘，还是朋友代劳。后来终于读到了这本游记的复印件。

　　六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有人说，庐隐由于深受北方风土习俗的影响，因而使她得以一个南方女郎，具有燕赵人士慷慨悲歌的性格。但是她的作品充满了悲哀，这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她的作品更多地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其中主要人物身上，都有她的经历、思想、感情和气质。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观，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她曾说：“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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