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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

  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终于,我们单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我激动得颤抖着,被我正做的事情吓得简直魂不附体,因为那时对于交往的障碍尚未开始拆毁。梅尔基奥尔想知道我的意图,我对于这次面谈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试图向他传达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多么相信他悲观的预言;在启动食品供应的紧迫性上,我们如何受到不亚于他的压力;我个人如何认为,我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真地决定将食品运过来,但在给出正式承诺方面我们的手受着束缚;如果他们,德国人,坚持他们上午的态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下决心交出船只;只要他能从魏玛获得一点松动余地,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订出一个方案,使食品供给实际启动起来,躲过法国人的障碍。德国政府应存在下去,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确力图供给食品。

  我承认,我们最近的行为未能使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但找请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时,我是诚恳和真挚的。他像我一样很感动,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个谈话中我们都是站着。他将尽他的最大努力,他说,但是,成功的希望极小。他将通过电话与魏玛谈一谈,力劝他们给予他某种自由度。但他们不理解这种处境,他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期望很小。他讲话时,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动情的悲观。德国荣誉、组织和道德正在崩毁;他到处都找不到光明;他预料德国将会崩溃、文明将趋于暗淡;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能做的;但黑暗势力正掠过我们上空。我们紧紧握手;然后我匆匆来到街上,在那儿,霍普已派他的汽车回来接我。

  我把事情过程概略地告诉了他。下午的会议很简短。霍普对凡·布劳恩作了一个正式声明:上午的讨论没能为一项安排提供基础,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进一步的谈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种自主权,这个会议继续下去就是徒劳的,我们将返回巴黎向最高会议报告。从上将坚定的口吻中,法国人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正是对付可恶的博希的正确方式。凡·布劳恩同意打电话向他的政府汇报,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上午让我们知道结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并与黑肯一家进了餐。沃尔特·劳伦斯爵士将军,黑格的参谋长,正视察经过此地,也是晚会参加者之一。我很喜欢他,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们想睡觉时,一份公文从德国人那边来了。凡·布劳恩抱歉地说,魏玛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立场,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明天上午的会议将重新开始,因为他认为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进展。

  显然,梅尔基奥尔失败了,在我们去巴黎汇报、他去魏玛汇报之前进去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的浪费。我们必须使事情到达摊牌的地步,以吸引巨头们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戏剧性举措是不可缺少的。让会议出现公开破裂吧,巨头们将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请求霍普立即中止会议,命令我们的列车当晚返回巴黎;这样,德国人早晨醒来时,将会发现我们悄然离去了。他同意这个意见;将军的汽车已叫来了,将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车站加入到我们同伴们中间;在餐车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法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裤;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的火车冒着蒸汽驶向巴黎;每个人都赞成,除法国人、特别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对事情的突然转折感到惊慌,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戏剧性举措是否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们的报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视;我们那些美国同事们的报告——我没能描述他们,但他们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紧密团结——同样使兰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这时总统尚未出席)。显然,必须立即寻找一种解决方法。3月8日下午,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时候,四人委员会还没建立。有59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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