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69)_凯恩斯

六九

　　接下来，埃奇沃思又一次在伦理科学中出色地运用了数学，这一次是“对信仰，对概率计算”的应用，而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是他最喜爱的。1883年和1884年，他为《哲学杂志》、《精神》和《赫墨塞纳》撰写了七篇有关概率和误差法则的文章。这引发了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最后一篇是对误差法则的更精细的论述，在他去世的日子里，这篇文章还出现在《统计学杂志》上。

　　对于概率论本身，埃奇沃思最重要的作品是他在1884年《精神》上刊登的文章“机会的哲学”，以及他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年修订）中所写的“概率”的词条。埃奇沃思是作为一个概率的频率理论的追随者开始这项研究的，他把概念的基础建立在自然的而不是逻辑的基础之上，这正像他在作为一个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追随者时，把基础建立在自然的而非先验的基础之上一样。但对这两项研究，他都还心存疑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疑问越来越加深而不是越来越减轻。尽管如此，在这两项研究中，他并没有推翻最初的假设，结果是使他对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抱着一种越来越怀疑的态度，哲学基础虽然并不稳固，但建诸其上的实际应用却非常成功，对此，埃奇沃思则采取了实用的态度。

　　结果，他的兴趣的中心逐渐由概率论转向统计理论，由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学的边际理论。我经常敦促埃奇沃思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个意见来，就是说，如果频率理论降而成为一条逻辑法则，那么现代的统计学和相关关系理论还能维持多久。他总是这样回答说，频率理论的崩溃将会使统计学理论得到普遍使用，他认为，大量的统计数据能够满足统计理论有效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什么。希望他是对的。对于一个有意于从事统计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态度也传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埃奇沃思不愿意对他早年的较为思辨性的成果进行修订或重新研究。他对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也抱有同样的态度。

　　他和古典学派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不愿意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心理学失败了，那么边际理论的种种假设能够继续维持还是同样濒于失败，因为边际效用理论正是由前者引发出来的。穆勒、杰文斯、70年代的马歇尔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埃奇沃思都对功利主义心理学深信不疑，并在这种信仰的引导下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后期的马歇尔和后期的埃奇沃思以及年轻一代却对此心存质疑。然而，尽管并未对这一根本基础的成熟性进行彻底的考察，我们仍然对建立于其上的那些上层建筑抱有不可动摇的信任。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对概率论的贡献相比，他对统计学的专门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从1885年起，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内容比较广泛的文章，其中，在1885年的《统计学杂志》50周年纪念集中刊登了他的“统计学方法”，在1910年的《国际统计协会公告》中刊登了他的“概率计算在统计学中的应用”。这些文章都很重要，有着很高的价值，它们使英国的学生们能够接触到由莱克西斯创立的德国学派的思想，并从一开始就能够对那些英国统计学家关于相关关系的理论加以支持、批评或赞扬。

　　他的建设性工作，尤其在晚年，主要集中于对他自己的“误差的一般法则”进行精益求精而又繁复无比的讨论。埃奇沃思在这里所采用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部分是出于尽量少用假设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假说中得出结论，而不是把结论建立在其他统计学公式上。在目前的统计理论的逻辑基础与实用主义基础中，他在逻辑方面有所欠缺，而他使用的方法使这一点得到了弥补。

　　他在撰写有关概率和误差法则的论文的同时，也就是说，在1883年，他38岁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五个课题：指数，即以数学方法对经济价值的度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他一生的研究范围划上了句号。这五项数理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是：对效用或伦理价值的度量；确定经济均衡的代数和几何方法；对信念与可能性的度量；对论据与统计的度量；对经济价值的度量或曰指数。这五项研究以及它们的推论、分支和阐释构成了埃奇沃思一生的工作。如果埃奇沃思是那种善于制造论文的人，那么毫无疑问，在1900到1914年间将会出现以“数理心理学”为题的五本论著。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他在1877年和1881年发表了两个专论之后，又在1887年发表了第三个专论《米制，概率与效用的度量方法》。这本书令人失望，没有太大的可读性（埃奇沃思本人也同意这一判断）。在这之后，他也并未从专论一跃而回到论文的写作，而是走到了与马歇尔相反的极端上，他开始沉湎于各种文札、短章、论文以及具体事务中。40余年中，他以自己睿智头脑中迸溅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同时也使之艰涩）《统计学杂志》和《经济学杂志》的每一页。

　　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试图创作宏篇巨制时，他以他那独有的莞尔一笑回答我说，过于浩大的事业，比如创作巨著或男女婚姻之事对他并无吸引力。可能他把这些看作是徒耗心力而得不偿失的事情，或者说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为自己划定的事业范围。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了，“奥卡姆剃刀”使我不必多言。但这其中应该存在乐于奉献的动机。

　　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一项研究，数理心理学都没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我想，在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把它当成是前景光明的学科是顺理成章的。当年轻的埃奇沃思选择了这一学科时，他可能期望能够做出堪与当时物理学的辉煌发现相媲美的贡献来。然而，当我提到马歇尔已经逐渐对数理经济学改变态度时，这一梦想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已濒于破灭。像原子理论那样在物理学中风光无限的学说并未在心理学中出现。我们时时处处都遇到如何把各部分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因为各部分之间原本是分割的、不连续的，而整体显然不同于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单纯地比较数量是无效的，小的变化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效应，而我们所做的均匀而一致的连续性的假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样，数理心理学就变成了从其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理论的基石，就变成了对序数的计算，而不是度量，最多也仅是对度量的近似而已，但指数又是常常出错的，近似也不可能精确，那么以指数和近似所表达的东西也就大可怀疑了。没有谁比埃奇沃思更清楚这一切了。在他一生的智力活动中，他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根基正在逐渐松动。如果在他天性中的谨慎、苛刻、怀疑和相互矛盾之外，再加上这些困惑，那么那个巨大而沉重的上层建筑还怎么可能吸引住他呢？埃奇沃思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像是在薄薄的冰面上舞蹈。随着岁月一年年流走，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他越来越喜爱在冰上翩翩起舞，但同时却越来越憎恶脚下的冰面。当恶意的目光向他投来的时候，他就旁顾左右；当命运刁难他的时候，他就闪烁其辞，他把不好客的黑海当作好客海，把怀有恶意的真理卫士当作善良之人。埃奇沃思很少直面他的读者以及那些想和他探讨问题的人，他隐晦艰涩、拐弯抹角，总想一个人悄悄溜走，而一旦被其他行人喝住，他就更要紧走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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