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47)_凯恩斯

四七

　　这样，马歇尔从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我认为，马歇尔从未明确背离过主宰着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是相当谨慎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超越了西奇威克，而与杰文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想，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项经济学研究是专门针对某一条伦理学教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马歇尔来说并不是享乐主义计算的应用，而是人类发挥自己更高才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么并不重要。经济学家们可以向世人宣告：“对于贫穷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对很多人堕落原因的研究”。这一宣告已足以说明经济学家的目标。因此，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领域内的事实与推断，而这也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旨意”。当然，不可否认，社会进步同样“部分地依赖于人类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天性。在这些事情上，经济学家们没有特殊的资料来源，而只能做与其他人同样的事，并尽可能地去猜想”。

　　这就是他的最终姿态。他是通过伦理学进而涉足经济学的。在晚年对自己的精神历程所作的一次回顾中，他说道：“我从形而上学走向伦理学。我当时认为要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们现在称作道德科学的领域里很渊博，他总是对我说：‘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怀疑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合理性，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看到了一张张贫穷的脸。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为《货币、信用和商业》所准备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前因后果：“大约是在1867年（当时我在剑桥正忙于讲授数学），我见到了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是他应当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形而上学，但不久就转向了似乎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人类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发展的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到我的面前：为了过上美满生活，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年长而睿智的人们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闲暇，都能有机会从事研究。他们还告诉我，我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开始消徉于各种枯燥事实之中，并期待着很快获得思想上的丰收。但越是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我越是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而应学甚多。到现在，我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比刚刚入门之时更加无知了。”

　　1868年，当他还处在形而上学阶段的时候，一种想要阅读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带到了德国。有一次，他说道：“康德，我的导师，他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社会问题也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面前，难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吗？”他和曾指导过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还接触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在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的劝说下，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道德科学的讲师职位，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了。但他还一度讲授过道德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与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为经济学奉献终身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总是认为，与遵从他父亲的愿望比起来，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两年间的反复考虑与犹豫不定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起自己这段选择的历程，教诲他们要与经济学这一高尚职业——他正是这样认为的——相配。因为他们要怀着科学的无私精神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则，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幸福与走向美好生活的机遇。

　　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当他担任剑桥伦理科学教授职位时，亨利·西奇威克与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与他的这两位同事一样，他也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然而，他也与他们一样被赋予了双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并没有比其他的神职人员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他却是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尽管如此，他总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个方面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来，第一个自我是主人，第二个自我是仆人。这第二个自我只需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发地寻求知识，而第一个自我要服从推动实际进步的抽象目标。鹰隼那锐利的眼睛和张开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唤到陆地上，来完成一个说教者的使命。

　　这一双重天性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时而坚定，时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徒费心机；可以理解他总表现出来的双重观点；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

　　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