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27)_凯恩斯

二七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边，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

　　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

　　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书是为皇家经济学会准备的，将于近年内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那些散轶的信件。这两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将会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确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种子，也能发现他们论证命题时分歧的线索——在一开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则很难认为他们所用的定义是一致的。李嘉图研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所针对的是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针对的是一个货币中性经济的假想概念。

　　他们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图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在那些经常讨论的题目上的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在头脑中经常考虑那些个别变化带来的直接和暂时的效应，而我则把这种直接效应和暂时效应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这些效应所造成的结果，即事物的长期状态。或许你对这些暂时效应评价过高，而我则过于低估。要正确对待这些命题，就需要认真加以区别和注意，并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原因。”

　　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来。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我们在周围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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