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枭雄-戈林(27)

二七

　　此后，戈林利用他的权力，每年都给这个机构拨去大量资金，使其扩充人员和配置装备。到纳粹倒台之前，这一机构的成员已达到3500人以上，并且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要害机关和被占领国家。这一机构的成员都是严守纪律的死硬纳粹分子，在该机构存在的12年中，只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该机构创立不久，戈林就把这一机构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对他像儿子一样俯首帖耳、无限忠诚的保罗·克尔纳。在戈林落魄时，他曾对戈林倾力相助，堪称戈林的患难知己。这个头脑简单的花花公子，此时凭着同戈林的亲密关系，一步登天，成为柏林城内有名的小太保。

　　希特勒给了戈林在德国境内任意窃听电话的权力，戈林也竭尽全力保住这一特权。即使是在后来盖世太保不可一世的时候，对这个特殊而神秘的机构多次想打主意的希姆莱、海德里希之流，也没能从戈林手中夺走这一特权。

　　尽管希姆莱、海德里希曾经多次向希特勒要求接管这个机构，但每次希特勒都告诉他们，戈林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请他们不必费心。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1935年4月，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任欣普夫由于桃色事件自杀后，戈林就将直接管理这一机构的重任委派给了他的密友、黑森的克里斯托夫亲王。

　　在1935年之后，戈林又将研究所搬进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座豪华的大楼里。大楼的内部装修采用宾馆标准，气派舒适。每天，数百名技术人员和语言专家在这里紧张地从事着各种窃密和破译工作。戈林亲自制定了严格的保

　　密制度，所有人每天进出楼内，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楼内的任何东西，每天都要进行登记，即使是监听人员写过的草纸，也要同标有“研究成果”的棕色卷宗一同编号，载入日志。“研究成果”的接送都有专人负责，接送人员都必须通过审查，还要举行宣誓仪式，如有违犯规定者，格杀勿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要装在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信封里，然后装入一个加锁的邮袋中，接收者要签署一式三份的收条。

　　到1937年，戈林的研究所的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纳粹德国对外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柏林一个地区，研究所每天昼夜24小时就要窃听500多个电话，主要的窃听对象是各国的公使馆、大使馆、驻柏林的记者，以及所有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有威胁的敌对分子。

　　据曾在戈林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个名叫格哈德·诺伊恩霍的纳粹分子在自述中回忆，他曾经是一个语言学家。1936年9月，他被分派到戈林的研究所工作。他本来很为自己的语言才能自豪。但到这里后，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机构中上千名专家中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罢了。他在自述中说，研究所占据的大楼，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即英、美、苏、意、葡、比、荷、波等语言区。他被分配在法、比区工作，每天负责监听法国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以及这两个国家驻柏林记者的40多个电话。

　　所有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附近海域的海底电缆无一不是戈林研究所的“研究”对象；甚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通讯电缆、法国与爱沙尼亚之间经过波罗的海的电缆，也被戈林研究所的蛙人搭上窃听的线路。研究所大楼地下室中的50多台同步电传打字电报机，每天都为戈林提供从政治动态到一公斤鸡蛋的价格这样巨细无遗的情报。这些情报使戈培尔的宣传部可以及时对国外报纸就德国事务的评论作出反应，也使纳粹德国的经济部在对外贸易中能够占据主动。戈林为了确保自己对研究所的控制，对下属人员规定，所有的情报都必须首先由他过目，然后再由他决定向哪一个部门递送。此外，如果发现他的电话被窃听，必须立即向他汇报，以便及时检查他的电话的保密措施。研究所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和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更使得戈林受益匪浅，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戈林还亲自布置手下的人监听一些纳粹要人及其亲信的谈话。如弗兰克尼亚地方长官施特莱歇尔，由于被戈林认为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因此其电话被监听。就连戈培尔的情妇、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和希特勒的副官等人也是戈林监听的对象。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戈林的那种病态的虚荣心日益膨胀。他对那座建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总理官邸越来越不满意，终以普鲁士内政部的名义选用了一个巨大的别墅，并让财政部为他拨出一笔72万马克的装修经费。当财政部的国务秘书兰德拒绝提供这一笔巨款时，戈林愤愤地说：“我不想由于财政部对我的指手划脚就实行独裁，但我也不能由于他们就放弃我的计划。”

　　戈林根本就没有理睬财政部。几个月后，一座富丽堂皇、内外装修一新的总理官邸，示威般地矗立在人们面前了。戈林没有忘记为他的克尔纳刻意装修了一间大房子。

　　在这一时期，戈林最感兴趣的事情还是德国空军的兴起。早在1932年2月，戈林在参加“杰出飞行员俱乐部”的一个舞会时，就含着眼泪对在场的人说：“我相信，德国空军一定会重新东山再起的。在未来重建的德国空军中建立的第一个中队，将被命名为‘里希特霍芬中队’。”的确，戈林即使是在力争权夺利激烈拼杀的关头，也没有忘记有朝一日如何由他亲手建立德国的空军。在纳粹夺取政权后，戈林觉得重建德国空军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他也明白，在当时的德国，重建空军的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依照《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绝对禁止德国重建空军，各国政府始终密切注视着德国在军备方面的一举一动。

　　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就已经为德国军队的重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根据一个秘密的条约，德国在苏联设立下一系列的飞机、大炮、毒气甚至潜艇的试验场。在苏联南部的利佩茨克，一个名叫库特·施图登特的德国军官还修建了一个简陋的机场，作为新型飞机的试验基地。同时，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在进行坦克训练，在二战中以坦克闪击战而闻名的古德里安，就在利佩茨克附近的一个坦克训练学校学习坦克战术。在莫斯科附近的亚吉，德国还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航空研究所，1932年9月，当时仍为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的米尔希，就曾视察过这里。

　　戈林的计划是先借用业余航空俱乐部和民用航空的招牌，建立一支小规模的空军，然后在1935年至1938年，迅速将其扩展为大规模的空军部队。

　　戈林的计划得到了希特勒的赞同，并且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全权处理有关建立德国空军的一切事务的权力。戈林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大把大把地投入资金，以至每当戈林出现在财政部的时候，财政部长都感到头痛。国防部长布隆贝馅由于空军方面的花费太大，而向戈林抱怨，戈林却很强硬地对他说：“没花你的钱，是吧？”1933年3月，在戈林的力主下，秘密空军部成立，戈林推荐他的密友米尔希担任了这一机构的负责人。4月，戈林与米尔希一起向德国国防部提出，德国空军应独立于陆军和海军之外，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同意了他们的要求。5月，米尔希与德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1000架军用飞机的合同。戈林在合同签订后，与米尔希商谈时说：“我现在不要求飞机的质量有多高，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训练出一大批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这番话，戈林是针对与英法相比还很落后的德国航空工业基础而言的，此时德国只有3500名飞机制造工人，最大的容克飞机制造厂，年产量仅为18架容克18型运输机。为了牢牢地控制未来的空军，戈林任命他在一战时的战友勒歇泽为空军飞行专员，在业余飞行俱乐部专事飞行员的训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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