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学史第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九

第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九

　　前期的诸宫调，孔三传诸人之所作者，今已不可得见。今所见的《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等作，如上所述，已渗透入不少南宋的唱赚的成分在内，显然都是后期之作。兹先就现存的几种，加以叙述。次更将诸种载籍中所著录的或所提到的各诸宫调名目，一一加以讨论。

　　《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作。明时传本至罕，故时人往往与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相混。《徐文长评本北西厢记》卷首题记云：

　　斋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余购得两册，都偷窃。今此本绝少。惜哉！本谓崔张剧是王实甫撰，而《辍耕录》乃曰董解元。陶宗仪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别本《西厢》，乃弹唱词也，非打本。岂陶亦从以弹唱为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记以俟知者。

　　是徐文长曾经见过《董西厢》的。不过他误解了陶宗仪的话，故有此疑。陶氏的原文是：

　　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辍耕录》“杂剧曲名”一条）

　　徐文长（1521-1593），即徐渭。明代剧作家、诗人、书画家。字文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多才多艺，诗歌创作以七古七律最佳，杂剧更受推崇，代表作为《四声猿》。著作有《南词叙录》、《徐文长集》30卷等。

　　他的意思，只是慨叹于《董西厢》世代未远，已鲜人能解，并没有说董解元所编的《西厢记》是杂剧。到了明万历以后，《西厢记诸宫调》方才盛行于世。今所见的，至少有下列的几种版本：

　　俗文学史

　　此外，尚有今时坊间之铅印本一二种，妄施改削，不足据。

　　董解元的身世不可考。关汉卿所著杂剧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一本（今佚），说的便是他的事罢。陶宗仪说他是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时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列他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并于下注明：“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也说他“仕于金，始制北曲”。毛西河《词话》则谓他为金章宗学士。大约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时代的左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是否仕金，是否曾为“学士”，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他大约总是一位像孔三传、袁本道似的人物，以制作并说唱诸宫调为生涯的。《太和正音谱》说他“仕于金”，恐怕是由《录鬼簿》“金章宗时人”数字附会而来的。而毛西河的“为金章宗学士”云云，则更是曲解“解元”二字与附会“仕于金”三字而生出来的解释了。“解元”二字，在金元之间用得很滥，并不像明人之必以中举首者为“解元”。故《西厢记》剧里，屡称张生为张解元；关汉卿也被人称为“关解元”。彼时之称人为“解元”，盖为对读书人之通称或尊称，犹今之称人为“先生”，或宋时之称说书者为某“书生”、某“进士”、某“贡士”未必被称者的来历，便真实的是“解元”、“进士”等等。

　　《西厢记诸宫调》的文辞，凡见之者没有一个不极口的赞赏。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

　　《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

　　《黄嘉惠》本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时论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骏逸”。

　　清焦循《易余龠录》则更以董曲与王实甫《西厢》相比较，而尽量的抑王扬董：

　　王实甫《西厢记》，全蓝本于董解元。谈者未见董书，遂极口称道实甫耳。如《长亭送别》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实甫则云：“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泪与霜林，不及血字之贯矣。又董云：“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王云：“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两相参玩，王之逊董远矣。若董之写景语，有云：“阪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有云：“回头孤城，依约青山拥”……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思王、太白。实甫何可当，当用以拟董解元。

　　焦循（1763-1820），清代学者。字理堂，甘泉（今江苏江都）人。著有《易章句》、《易图略》、《论语通释》等。

　　吴兰修在他的校本《西厢记》剧的卷首，说道：“此记即王实甫所本。有青出于蓝之叹。然其佳者，实甫莫能过之。汉卿以下无论矣。余尤爱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二语。乃南唐人绝妙好词。王元美《曲藻》竟不之及。何也？”邵咏在将董本与其王本对读之后也说道：“觉元本字字参活，天然妙相。惜其妍媸互见，不及实甫竟体芳兰耳。”他们虽没有焦循那么没口的歌颂，却也给董西厢以很同情的批评。大约读过董作的人，至少也总要是为其妍新俊逸的辞采所沉醉的。

　　吴兰修（789-1339），清代史学家。字石华，广东嘉应州人。嘉庆举人，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的第一任学长。一生治学问、改诗文，是我国南汉史著名专家。著述甚丰。

　　但董作的伟大，并不在区区的文辞的漂亮，其布局的弘伟，抒写的豪放，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已臻化境”。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末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想象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来所少有的。我们的文学史里，很少伟大的叙事诗。唐五代的诸变文，是绝代的创作，宋金间的各诸宫调，也是足以一雪我们不会写伟大的“史诗”或“叙事诗”之耻的。诸宫调今传者绝少。《刘知远诸宫调》仅传残帙，《天宝遗事诸宫调》，今始集其余骸；则诸宫调之完整的一部书，仅此《西厢记诸宫调》耳。对于这样的一部绝代的伟著，我们是抱着“赞叹”以上的情怀以叙述着的。

　　崔、张的故事，发端于唐元稹的《会真记》；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亦叙崔、张事，但对于微之所述，无所阐发，其散文部分，且全袭微之《会真记》本文。真实的一部使崔、张的故事大改旧观的却是这部《西厢记诸宫调》。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作是崔、张故事的改弦重张的张本，却也便是崔、张故事的最后的定本。以后王实甫、李日华、陆天池诸人的所作，小小的所在虽间有更张，大关键却是无法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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