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咨文(79)_戴维·卡拉汉

七九

　　奥克斯曼转身向扎克走去，他注意到了手铐。他猛地转过身，又开始和审判长争起来。“把我的当事人铐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奥克斯曼辩解道，几乎是在吼叫。审判长没理会他，拂袖而去。

　　“这真是令人发指，”奥克斯曼回到扎克身边，气急败坏地说，“我从来没见到过这种事。对不起，扎克。我实在无能为力。”

　　军警带着扎克走向出口。他看到审判长跟门边的一个军警说了句话。军警点点头，朝扎克走来。

　　“我们还要一样东西。”军警对奥克斯曼说。

　　然后，他没再做任何解释，伸手迅速地摘下扎克的荣誉勋章。

　　“这就存放在嘉奖办公室里，直到另行通知。”

　　“等一下！”奥克斯曼吼道，“你们不能那么做。”扎克已经惊讶地没法抗议了。军警转身面对着律师。他比奥克斯曼高整整六英寸，浑身肌肉鼓鼓的。他挑衅地笑着。“我真做了。”

　　两个站在扎克身边的军警推搡着他出了门。这是五角大楼吃午饭的时间，大厅里到处是人。当三个军警带着身穿正式制服的扎克出现时，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纷纷驻足观看。他的律师在旁边快步走着，竭力向他保证他一两天之后就会出狱。扎克直直地盯着前方，试图不去看那些呆望的人。军警来到通向一楼的楼梯井，从扎克迸来时走的大门出去。

　　“你们想把我的当事人带到哪儿去？”下楼梯时，奥克斯曼质问，“决不能让他戴着手铐从门口出去。决不能！”军警们没有吱声。

　　早上跟他们碰过头的几个记者逐渐增加到了一大群，在门口围成扇形。太阳把寒冷的空气照暖了。越过数不清的照相机。麦克风和大声提问的人，扎克能看到一辆暗绿色的小轿车，一名军警伸手将后车门打开。他直视前方，开始穿越重重人围。把他扔进这群狼里是福斯滕他们的又一出好戏。走到一半时，奥克斯曼停下来，让人群安静片刻，做了个简短的讲话。

　　“特津中尉没有被判任何罪，”奥克斯曼说，“今天的听证会只是对证据——我得说证据完全不充分——进行预先评估。毫无疑问正式审讯时我们会获胜。我还想再补充一句，对我的当事人的拘留完全是不正当的。我想提醒你们大家，特津中尉是当今现役队伍中被授过最高勋章的军人。现在他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国家的耻辱，是对合法诉讼程序的嘲弄。”

　　奥克斯曼还是没明白，当扎克被推进小轿车的后座时，他想到。军队的司法制度跟民法制度不是一回事。没有保释，对允许提出的证据没有精心的保护措施。从传统意义上讲，合法诉讼程序不存在。实际上，现在掌握着扎克性命的机构会保证决不让它存在。

　　车子驶上了高速公路，扎克看着窗外的波托马克河，大块大块的冰正在闪闪发光。背上的抽痛更加厉害了。扎克想起了他的止痛药，它们在家里，已经遥不可及了。

　　赖利不指望能找到更好的位置了。从靠近鲍德温要塞的区行政长官公共工程机构的员工停车场里，他能很清楚地看到一百码远处的门房。在做准备工作时，赖利将他那辆维多利亚皇冠轿车的有色玻璃窗摇上。他打开枪囊，迅速地给海克勒一科奇MSG90狙击步枪上好枪座。他认真地将电光望远镜瞄准器校准到现在的位置上，拧紧消音器。他朝枪里推入了一只能装五发七点六二毫米钢壳子弹的弹仓。他从后座上取了块截面为两英寸乘四英寸的木板，放在仪表板和客座顶端之问。他从储物箱里拿了卷管状胶带，把板固定好。他跪在驾驶座上，举起步枪，将前端靠在板上。他环视了一下车库。里面满是车子，但是没有人。他伸手抓住门上的控制板，慢慢地降下客座旁边的窗子。透过望远镜瞄准器看门房似乎只有几步之遥，赖利将红色的激光点朝里边的门卫瞄准了一会儿。然后他又摇起玻璃窗，靠在座位上。他曾想把特津杀死在公寓里，可射程太长了。而从这儿打他无异于射一只火鸡。电话响了。“喂。”他答道。

　　“他们刚离开大楼。交通正常。估计十一分钟到达。”

　　“知道了。”

　　44

　　罗伯特·戴维斯不是个很快乐的人。自从有意识开始，永远的不满足就成了他的命。他大脑里分泌的化学物质极不协调，使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而他的身体即使在他过了青春期后还是显得笨拙难看，使得别人和他十分疏远。朋友一直很少，而女人们即使受他吸引，他也会发现她们令人困惑，令人根本无法忍受。他妻子跟他生活了八年后离开了。他在毕士大塔楼的公寓从来就不像个家，所以他自然而然地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视野内的大多数人都越来越看不顺眼。

　　戴维斯不是个偏执狂，但是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人至少会在某些时候撒谎。其他人大多数时候都会撒谎。所以他后来渐渐认识到自己选择了这个行业是相当明智的，因为他的个性使他在这儿获益匪浅。从最初进入特工处时起，大概就在福特总统两次险遭暗杀的那段时期，他就知道自己找对了工作。在这个组织里，尽是些杞人忧天的人、牢骚满腹的人、吹毛求疵的人以及整天忙着取消游行的人。甚至好天气都不受欢迎，因为有人说太阳一出来，疯子就闲不住。作为负责总统安全的头儿，戴维斯在特工处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官职。他不想坐安全工作的头把交椅，尽管大多数同事猜测那是他的目标。特工处的其他工作——查缉伪钞制造犯等等——他不感兴趣，而且行政权力再大一点对他来说就是负担。对于罗伯特·戴维斯本人而言，掌管着几百特工和总统性命已经很知足了。而在他将近五十二岁时，这种认识本身却成了引起别人不满的原因。

　　当两名高级助手走进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参加下午四点的职员会议时，戴维斯从桌子前站起身。从进入戴维斯外间办公室的那刻起，他们间的愉快的交谈就消失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等他们在靠窗的小会议桌前坐下，他们看起来已经和他们的上司一样严肃了。据称模仿大人物你就会成为大人物。华盛顿有好多人都以此为生活准则。

　　“有什么情况？”戴维斯丝毫没有耽搁，问道。在他的办公室里很少说些轻松的打趣话。闲谈是不受赞同的。

　　温斯顿·卡洛尔，戴维斯的副手，开始简明扼要地介绍为晚上的活动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对于屋里所有的人来说，这东西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实际上，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属于特工处在规定的一年中处理的不太复杂的一个事件。它将在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那意味着戴维斯不必跟无能的地方官员和不熟悉的、通常是致命的地点打交道。白宫的先遣人员，戴维斯很久以前就知道，似乎擅长于将总统安置在最最暴露的位置。在比较宽宏大量的时刻，戴维斯也理解把总统安排在人民面前是政党工作人员的职责；在其他时候，他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急切地想看到自己的上司被杀死。不管怎么样，戴维斯的工作恰恰相反——减少总统的暴露，不让他接近未经审查的人群和未受保护的区域。如果戴维斯自主行事的话，总统将永远不会冒险涉足由不可预测的因素支配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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