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遵议大礼疏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为遵旨敬谨详议事。

　　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二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钻仰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献其说，备圣主之博采。

　　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祢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蒸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年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敬，“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升配之文，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此皆继统之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孚吴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逾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坛？规模，尺寸有定。

　　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庙配位，各设青幄。当初幄制阔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余地。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坛璇，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

　　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后开元十一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后嘉祐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礼。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者，不可不预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以为一经断定，则巍然七幄，与天长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

　　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云：“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余里，不合祔葬之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不敢违成例，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竞安地宫，至雍正初始敬谨蒇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咎。是以专折具奏，干渎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谨奏。

　　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

　　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

　　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

　　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

　　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扦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条陈日讲事宜疏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

　　奏为条陈日讲事宜，补臣前折所未备事。

　　窃臣前于用人三策折内，言及康熙年间日讲之例。三月十一日，奉谕旨：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钦此。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而臣之初意，系于赞助圣学之中，阴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折内所谓其几在此、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详晰。今一切应行事宜，亦必求于人才有益，不徒务讲学之虚名。谨参考《会典》及《圣祖御制文集》、《国史列传》诸书，竭臣愚见，先定大概规模，补前折所未备。请皇上再交各衙门核议，务使精益求精，圣学、人才，两有裨益，方得实效。谨将臣所拟条款胪列于后：

　　——考定日讲设官之制

　　谨按日讲起居注官，现在满洲十员，汉人十二员。臣考旧章，则日讲官与起居注官，系属两项，非一项差使也。日讲官主执经人侍，每日进讲，即宋时崇政殿说书之职也。起居注官主典礼侍班，簪笔载记，即周时左史、右史之职也。我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其时并无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复举行日讲，且创立起居注馆，于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讲官兼摄之，两项差事乃并为一项矣。厥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而起居注官则未尝废，衔上日讲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来相沿不改，其实所办之事，乃记注侍班之事，日讲二字则有空衔而无实事也。今奉旨举行日讲，似须循名责实，二者分作两项，于现在记注官之外，别添一项人作日讲官，以复顺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现在之起居注官，只于衔上裁去日讲二字，其余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来之例，庶名实相符，而于六朝成宪皆不稍背云。

　　——讲官员数

　　谨按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选词臣八人，不分满、汉。康熙九年定设满洲四员，汉官八员。厥后递有增加，至十八员、二十六员不等。盖以讲官而兼记注之事，职务较繁故也。今既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作两项，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为满洲讲官四员，汉讲官八员。

　　——每日进讲员数

　　谨按顺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学士率讲官或二人，或三人进讲。康熙年间每日进讲之员，无可查考。臣愚以为进讲之员太多，不免徒务虚文。谨拟每日以一人进讲，不事旅进旅退，与寻常召见无异。庶讲官凝定专一，得以悉心启沃；皇上静对臣工，听其讲论今古，亦得细察其精神器识，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讲官应用何项人

　　谨按现在起居注官，专用翰詹两衙门之人。溯查康熙年间，励杜讷以州同而转讲官，高士奇以中书而转讲官，当时取人，往往不限资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进讲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设立讲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见，拟请除大学士、掌院学士及六部、都察院职事较繁，无庸充补讲官外，其余内阁学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与翰詹两衙门一体充补讲官，庶取人之途较广，而仍不违乎成例。

　　——定保举讲官之法

　　谨按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谕令大臣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选择，是保举之法也。康熙年间，讲官由题本开列请简；乾隆年间，讲官由引见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复设此官，仍须行选择保举之法。盖保举尚恐其滥，惟保举讲官断不至于滥，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求皇上于一二品大臣中，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以备进讲。此次所保之人，或升迁出差，将次缺员，又求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进讲。所保之人必容止庄重，辞气温雅，又必兼熟《通鉴》、《会典》二书。如不称职，令其退出讲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讷者，不妨保举。

　　——进讲之地

　　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之地，懋勤殿为多。惟十二年暂修宫殿，驾驻瀛台，即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天气严寒，即在暖阁进讲。其余或在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辍讲。是地可随时迁移也。今奉谕旨便殿进讲，皇上现御东书房，臣拟请即在东书房进讲。以后或有迁移，临时再降谕旨。

　　——进讲之仪

　　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仪节，初人，行三叩礼，侍立，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复行三礼。至十六年停止讲毕之三叩礼。臣今拟就此仪稍为酌量，请即东书言之：皇上升御床西面，床上恭设一横几为书案，置所讲之书于案上；又预设小几于室中，为讲官之讲案。届时讲官捧书入陈于讲案上，转出案西，跪东北面，一叩，兴；复讲案位，侍立宣讲。讲毕，复转出案西，跪一叩，兴；趋出。如遇圣驾不御东书房，所有皇上南面，讲官北面之处，有时限于地势，再行临时斟酌。谨照此仪另绘一图附呈。

　　——进讲之时

　　谨按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即系大臣入对承旨，奏事既毕，然后讲官人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于部院未启奏之前，讲官先入进讲。遥想其时，大约不过辰刻耳。今则时势移易，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康熙年间，部院章奏不过数件，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间，各省章奏，圣祖省览，直待夜分燃烛之后，今则清晨裁定，宣谕军机而批答；康熙年间，引见人员甚少，今则逐日皆有引见。有此数者之不同，则每日早间圣躬亦烦劳矣。臣之愚见，拟请待引见以后，皇上万机已毕，御前大臣、侍卫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后讲官进讲。则有义理之悦，而无他务之扰，庶几如圣祖读书记中所谓：“神理渊穆，怡然忘倦”云。

　　——所讲之书

　　谨按康熙年间所讲之书，先《四书》，次《尚书》，次《周易》，次《诗经》，次《通鉴》。讲《通鉴》之时，仍兼讲《四书》。而顺治年间，亦曾翻译《通鉴》及《大学衍义》二书呈进。今臣闻圣学高深，诸经、《通鉴》讲贯已熟。窃谓为君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邱濬《衍义补》二书。真氏于用人之道，邱氏于理财、治民之道，尤言之深切著明。顷给事中吕贤基曾以为请臣拟请讲此二书，于今日时政实有裨益。

　　——陈讲之道

　　谨按讲官陈说，贵忠诚切直，尤贵明于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谕讲官宜进直言，毋有隐讳。二十一年谕讲官须有劝戒箴规之意，乃称启沃。又圣祖御制《讲官箴》曰：“体之行之，朕躬是力；载献载替，尔职宜饬。”又曰：“谊贵励翼，先正其心；尔苟勿欺，吐辞足钦。”绎此八句，则知切直者未有不由于忠诚也。至于本朝掌故，则大经大法实有超越前古者。若能于每日进讲之时，将列圣至德善政称述一二条，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发，而为讲官者必熟于国家之典章，则凡《会典》及列朝《圣训》，皆当时时研究。此中之磨厉人才，已不少矣。

　　——复讲之法

　　谨按康熙十四年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讲，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乃复讲。如此，庶几有裨实学。钦此。臣思复讲之法，不过疑者诘之，误者辨之，非必逐句讨论也。今讲官讲毕，应请皇上于疑难之处，俯加诘问；讲官错误之处，仰承指示。若无疑可问，无误可指，即不妨默识深领，方为可久之道。

　　——纂成讲书

　　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撰成讲章，分写正、副本，先期将正本进呈。其撰法，先列经文，次列诸儒之说，次列讲官推演之义。既讲之后，又将讲章编辑成书。今所传《四书解义》，《书经》、《易经》各解义是也。此次所讲《衍义》及《衍义补》，真氏、邱氏之书本系臣下进讲体裁，不必更撰讲章，亦不必先期呈进矣。只须于本日递一折片，云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第几页、某句起、某句讫。谨奏。已为简当。至已讲之后，仍须编辑成书，将来刊刻流传，以昭圣学之盛。其编辑之法，先抄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讲官敷陈之说，以能征引《会典》者为上。于既讲后三日呈递，俟发下之后汇缮成帙，汇成三卷进呈一次。抑臣又有请者，《圣祖御制文集》中有讲筵绪论二卷，凡八十五条。皇上聪明天纵，讲筵触发，间有绪论，敬祈发下交讲官编入，使臣等钦诵之余，益加儆惕，则兴起多矣。

　　——讲官体制

　　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恩遇最为隆渥，或赐诗篇，或赐邸第，或赏貂皮，或交部议叙。锡赉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议及也。至于体制所在，虽属虚文，亦宜稍示优异。一得讲官，虽编、检、科道，皆得专折谢恩。其雨帽、坐垫，请照现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贺班次，请照南书房翰林之例。至于春秋经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并随至文渊阁赐茶。其科道充讲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间有扈从之时，讲官所用帐房及一切应用物件，仍遵康熙十二年谕定章程，酌定数目，由内务府给与。

　　——进讲年数

　　谨按康熙进讲，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载。中间如三藩用兵，九省骚动，捐例常开，仓库空虚，实有倍甚于今日者，而未尝停讲。盖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兼厉人才，非以此为文章之娱也。汤斌之放江苏巡抚，圣祖谕曰：“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故特简尔。”熊赐履之既没，圣祖谕吏部曰：“赐履夙学老成，为讲官多年，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体，直言讲论。”当时伟人辈出，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盖侍学既久，故知之真也。皇上复举旧章，伏愿行之久远，不可遽求速效。虽有偏灾小警，不可停罢。渐濡既久，风气日振。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人才当有起色也。若举行数载，或即停止，虽于圣学无损，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区区之忱，尤在于此。伏乞圣鉴。

　　以上十四条，竭臣愚忠，粗定大概规模。其有不典不详，求皇上饬交各衙门核复施行。谨奏。

　　议汰兵疏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

　　奏为简练以裕国用事。

　　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振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然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子者所深耻也。

　　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一大转关，请即为我皇上陈之：

　　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而下，以次而减，下至千总五分，把总四分，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请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议驳，卒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

　　臣今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惟缺出而不募补，则可徐徐行之，而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兵十八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藉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国初至今，未尝增加。今即汰绿营五万。尚存汉兵五十余万，视八旗且将两倍。权衡乎本末，较量乎古今，诚不知其不可也。

　　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臣闻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镇箪，江南之寿春，浙江之处州，天下不过数镇。裁汰之法，或精强之镇不动，而多裁劣营；或边要之区不动，而多裁腹地；或营制太破，归而并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审，督抚之体察，未可卤莽以从事耳。诚使行臣之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可以裁毕。以一马二步计之，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此项银两不轻动用，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

　　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芦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人，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伏乞饬下九卿、科道详议。斯道甚大，臣鲜阅历，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奏。

　　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为备陈民间疾苦，仰副圣主爱民之怀事。

　　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乂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兑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各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之八斗，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买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两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籍，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

　　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虽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一也。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往者嘉庆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者，业就擒矣，太和县役卖而纵之，遂成大乱。今日之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京言被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逼处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备酒食以供盗贼之求而买旦夕之安。

　　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缉，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控；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

　　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诈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臣谨摅管见，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续行人奏。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皆臣等之咎也。区区微诚，伏乞圣鉴。谨奏。

　　请宽胜保处分疏咸丰二年四月初五日

　　奏为请宽处分，以昭特恩而广言路事。

　　本月初三日，吏部奏胜保撤回奏章处分一折，奉旨：“照部议，降三级调用。”皇上于其条陈事务，意存讽谏，不加谴责；于其递事撤回，有违定例，则特加谪罚；二者原并行不悖也。惟念当此特诏求言之时，又值传旨诘问之际，两端虽不相涉，而其情实则相因。在圣意，因其违例而示惩；在舆论，疑其直言而获咎。是适足以成胜保之名，而又有累于吾君之德。

　　臣与胜保虽曾相识，而素非亲善。此次条奏，臣尚未见邸钞，第观谕旨中所指各条，似亦戆直犯颜，无贪位保禄之见。即其所称市井细民私议主德者，经此次谕旨一一剖晰宣示，亦足以息悠悠之口，而使士大夫尽释前疑，晓然于民间讹言之不足信。是天质坚白，经磨涅而益彰，胜保此奏，正所以显扬圣德，而靖绝浮言也。即使因他事获咎，犹望曲赐矜宥，况即因此奏而陷于大戾乎！臣昨在吏部，见乌兰泰、向荣、赛尚阿革职、降级处分，皆蒙恩改而从轻。盖恪遵定例者，部臣守法之常经；特从宽宥者，皇上用人之特权。臣之愚蒙，欲求皇上于胜保亦示之以特权，稍宽处分。则凡进言者，皆感戴浩荡之恩，而激发忠义之气。采纳愈广，而时艰可拯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为遵旨帮办团练查匪事务，敬陈现办大概规模，仰祈圣鉴事。

　　本月十三日准湖南巡抚咨称，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等因。钦此。又于十五日接巡抚函称：武昌省城被贼攻陷。闻信之下，不胜愤憾。贼势猖獗如此，于大局关系匪轻！念我皇上宵旰南顾，不知若何焦灼。臣虽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即于十七日由家起程，二十一日驰抵省城，与抚臣面商一切，相对感欷。

　　伏惟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小民倚财为命，即苦口劝谕，犹迟疑而不应；若经理非人，更哗然而滋扰，非比嘉庆川楚之役，官给练费，不尽取之民也。臣此次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庶几有团练之实效而无扰累之流弊。

　　至圣谕搜查土匪一节，前日抚臣张亮基曾有一札，严饬各州县查拿土匪痞棍。令州县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专丁送信至抚臣署内，设法剿办。现在各州县遵札办理，屡破巨案，业有成效。臣又以信谕绅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团之匪徒断不能掩本团绅耆之耳目，绅耆密告州县，州县密告抚臣，即日派人剿捕，可期无案不破。

　　抑臣又有请者，逆匪既破武昌，凶焰益炽，如湖南、安徽、江西毗连之省，皆为其所窥伺。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谨将现办情形，敬陈大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

　　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臣在京师十有四年。往年人京供职之时，臣之祖父母及父母皆在堂。今岁归来，祖父祖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亦殁。其时长沙尚未解围，风鹤警报，昼夜惊惶，即将母棺仓卒权厝，尚思另寻葬地，稍展孝思。臣父已老，久别乍归，亦思稍尽定省之仪。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再四思维，以墨绖而保护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区区愚衷，不得不预陈于圣主之前，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乌鸟之私，伏乞圣上矜全。所有微臣下情，谨附片奏闻。

　　朱批：另有旨，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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