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定是录》序|杨维桢

《春秋定是录》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赞也。然则高自立论者，皆诞也。欧阳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然则将以制盲而怯蔽，则亦不能不暇于词也。《经》不待《传》而明者十七八，因《传》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则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余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诸子又于其蔽者析宗而植党，争角是非，不异讼牒。使求《经》者必由《传》，而求《传》者又必繇诸子，是非纷纷，莫适所从，《经》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于求《经》，复于诸子求异其说，是添讼于纷争之中，恶物蔽目，而又自投以医者也。

　　维桢自幼习《春秋》，不敢建一新论以立名氏，谨会诸儒之说，而辄自去取之，为《定是录》。说协于《经》，虽科举小生之义，在所不遗；其不协者，虽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见，与夺千载之是非，何僭自甚？亦从其杲杲者决之焉耳。后之君子，倘以《录》犹未是，改而正诸，岂敢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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